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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斌在井冈儿女新年联谊会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

2022-06-13

谭斌在井冈儿女新年联谊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新年联谊会，本不该讲很长的话。可是会里决定让我就“三个不讲、六项注意”讲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这个老兵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了。

“三个不讲、六项注意”出台后的反响很好，社会认为是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也是红军后代授课团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和政治智慧。有的同志听说我们有“三个不讲、六项注意”，说是“历史纠葛不讲”，“中央没有定论的敏感政治问题不讲”，“同中央宣传口径不一致的个人观点不讲”，眼睛一亮，说你说慢点，我拿笔记一下。这个反应本身就说明了一种评价。这样一篇我们自己定的“家规”，是大家探索过程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授课团集体创作的成果。教学组把大家的共识归拢、提炼、升华了。出了初稿以后，大家又多次讨论，反复斟酌推敲，力求准确点、更深刻点，让授课团的成员觉得管用、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作为这个团队的成员，当然也是参与的创作者之一。但是它一旦提炼凝固起来，我觉得自己又是继续学习、继续重新认识它的一个学习者之一。

我看很多兄弟姐妹和我是一样的。对“三个不讲、六项注意”，绝大多数同志有着极高的认同。大家认为这几条规定，第一是我们讲课技巧的入门指南，第二是我们课堂形象的统一设计，第三是授课团的一种政治姿态，第四也是我们讲课当中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

　　对于这个规定，大家都有一个不断再学习、再认识，同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问题。听方方面面的反应，有三个问题，可能是大家应该更好把握的，或者说是不容易把握的。一，要不要歌功颂德？二，我们到底是不是教育者？三，要不要针砭时弊？我想，正确认识、把握这三个问题，需要辩证法。

　　第一，要不要歌功颂德？我认为，要说两句话:不要利用授课团这个讲台，为自己的父母歌功颂德；但是，一定要为党、为军队、为共和国、为老一代革命先辈们歌功颂德。他们救国、兴国、强国的这些英勇奋斗的实践和所建立的功勋，这么大的功德，难道不该歌颂吗？近平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讲话中，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就这个问题，有很多睿智的历史人物都曾有论述，包括我接待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参观完故宫以后，我请他留言，我看他胸有成竹，没有多想就写下来了。翻译给我听后，我很感慨。他说，“如此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应当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这样的民族必有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话讲得和近平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是不应该遗忘的。忘记历史的民族，冷落英雄的民族，没有精神的民族，没有未来。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痛彻心肺的感受，是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失误，革命的血脉和共产党香火的传续不大顺畅。共产党到底为人民做过什么？为中华民族做过什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中得到了什么？现在成了个含糊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在这里执政，它的合理性、合法性被人质疑，据说是没有投票选举过。而真实的历史是，老百姓早就用脚投过票啦：他们冒着炮火推小推车儿支前，车上有粮，自己饿得要休克，不吃一粒军粮：脖子上挂着军鞋，自己的鞋走穿了，脚底磨出血泡，他不穿一双军鞋。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已经这样投过票了，现在竟成为问题。八年抗战共产党做了什么，八路军新四军做了什么，也成了问题。共产党没有从国民政府手里拿一寸土地，都是他们丢掉的国土，我们从日寇手里夺回来，建立了十九个根据地，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伪军的百分之九十。前一段有人大讲共军“游而不击”，当年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的话，现在成为一些无知青年时髦的口头语。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八一大楼前的卫兵，截住忘了拿通行证的徐帅的车，警卫秘书说这是徐帅的车，“徐帅是谁？”“谁是徐向前？”我们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委站岗的士兵居然不知道！山西省某届主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不知道山西省籍的安子文，他不知道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是谁。某届的中央常委，谈到一个问题涉及到张鼎丞同志。张老是闽西根据地的领袖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这位常委问工作人员“张鼎丞是党内同志还是民主人士啊？”从下到上，我们谈到的这个问题，是客观地、严峻地、痛苦地存在着！必须有人把共产党的香火传续下去，不能让它断掉。我们是当仁不让的传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我们在江西干部学院开辟这个讲堂，讲前辈的人生坐标，不就是讲这些事情吗？

　　但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明白，我们讲的是一个全局，是用我们所熟悉的老共产党人、老红军，是子女眼里的老红军、老共产党人，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故事，来讲这个大局。是通过我们的父母来讲大局，不是为了讲父母而讲父母，不是简单的为自己的父母歌功颂德，这个界限，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应当心中有数。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在革命生涯中，在革命队伍里，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曾经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你觉得他最后所确定的那个历史地位低了点，好像不是太公道，比如说对他某一个领域的某一种贡献，党内也好、社会上也好评价还不够到位，做子女的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想为他们说两句。我觉得所有明智和理智的兄弟姐妹，一定要顽强地克制自己这种欲望，绝不能把讲革命精神、讲革命传统的讲台，变成为自己父母申述、辩白的场所。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这会适得其反。

我建议，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用一个很形而上学的办法来处置，就是在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父母的时候，尽量避免那种鉴定式语句和颂扬式语句。讲故事讲到你最激动、最想、给他概括一下、提炼一下的时候，打住，不往前走这半步。客观上有评价，社会上有评价，或者是某个历史阶段有某个人物有个评价，讲故事过程中说出来，我认为未尝不可。它毕竟是个社会反映，毕竟是某个历史阶段某个人这样来说这件事，可以的。但不要提炼，不要概括，尤其不要抽象。

我一开始也没经验，让我讲我爹。那么讲课和写文章有什么不一样啊？写文章都有标题，讲课也需要标题吗？我就没标题，“无标题音乐”。说那不行，其他的朋友就出主意，说是可命题为“红军中自学成才的司法专家”。自己这么讲，觉得特别扭。这么讲是不是真的呢？也不是假的。社会评价可以，组织评价可以，甚至历史评价也无不可，别人写纪念文章，传记当标题，都可以。唯独由儿子这么说老子，就不妥。为什么？角色不对。我父亲长征到延安，服从中央调动离开了心爱的军队，许多兄弟姐妹老爹比我父亲有幸，一直坚持在部队工作。你说中国形容将领的词有多少？战将、勇将、猛将、骁将、名将、宿将，够用吗？不够用。大将十位，上将五十七位，中将一百七十七位，不够分的。拿哪个词说谁呀？要避免那种鉴定式语句，避免那种颂扬式语句。

再比如，说“神”，说“圣”，这样的词在中国语汇中是不得了的事，在旧社会，那是要建庙的。刘帅年轻的时候，曾被人称为“军神”。他在川军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时，一颗子弹从头上打下去，从右眼穿出来，把眼睛打坏了。医生给他做手术要把腐肉刮干净，他说“眼睛离脑子太近，用麻药会影响智力，不用麻药。”关云长刮骨疗毒写进了演义，那才是刮胳膊。刘伯承是刮眼睛，神经最丰富的部位。医生觉得，一刀一刀自己都疼。最后就问“我在做手术时，你在干什么？”刘帅说“我在数你用了多少刀。”这个德国医生感动莫名，后来逢人就讲，说“这是一位军神!”喔!用了这个词了，刘伯承是一位军神。那时候刘伯承二十三岁，这个德国医生并不知道他今后的人生是什么样，不知道他将要指挥多少多么重大的战役，要有多少多么传奇的战例，而且要写出多少多么精彩的军事著作。这些都不知道。一个二十二岁年轻军人的勇敢和毅力，征服了这个德国医生，他就用了这么个词。

大家换位思考，如果你们是太行、是阿蒙，讲自己爹，怎么讲？这段故事，可以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人称我父亲是军神”；一种讲法“我父亲的眼睛”。刘帅一只眼睛瞎了，大家都知道，都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父亲的眼睛”，很平和，但足够了，绝对比第一个题目要漂亮得多。除了刘帅，中国还有九帅，十大元帅里领头的是朱总司令。十帅之外还有一个毛泽东，那时要给主席授“大元帅”衔，他不要。我觉得不用多讲，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相信多数人能够拿捏得好分寸。

第二，我们是不是教育者？我们上讲台授课，怎么不是教育者？就是教育者嘛。但是我们不要以教育者自居。我认为，“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中这个提得很到位。我要再加一个更直白的不大好听的话，“不要摆以教育者自居的架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是党干教育编外教员的这种志愿者的社会角色，这是不能含糊的。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是太复杂。举个特别不适宜的例子，任何举例都可能是鳖脚的。比如说父母和子女，父母的身份是天定的，但是聪明的父母不是老以家长自居，他应该当孩子的朋友。妈妈甚至可以给孩子当姐姐，像姐妹一样，像姐弟一样。这样，孩子在接受父母教育时，抗逆心理会降到最低。儿童心理学家甚至将这种状态外化为身体语言，说是你如果想和孩子亲近，让他接纳你，大人最好蹲下，他平视你比仰视你感觉会更亲切。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教育者的定位特别有借鉴意义。那么，我再提一条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外在指标:就是讲课要有“平等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平等的态度，不仅是一种教学技巧，而且也是一种正确的自我定位。我不知道大家如何，起码我这样比较愚钝的人，每次讲到我父亲的事情，或者向他的老战友问到他的事情，或者查看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都觉得对我老爹又重新认识了一次。备课、讲课对我而言，真是一次重新学习的过程。实在话，我们大家讲自己的爹娘，其实就是在和学员们共同学习。真不是说，我说你服，我打你通，不是这种关系。

所以我说，这种平等的态度，既是一种教学技巧和姿态，又是一种真实的自我定位。我们并不比底下坐着听我们讲课的人高明多少。要说，也只“高明”一点，就是我们和所讲的这个人，有这样的血缘关系，有这样的方便，可以就近去观察他，台下的人没有我们这种天然的方便。而这一点，不是我们挣来的，是上帝给的。

我觉得，只要自己的心放平，外边的态度、姿态，一种互学共长的关系，自然就反应出来了，就不会居高临下、，不会以教育者自居。如果反过来，可能是缺乏自信，可能觉得讲的东西不一定能说服人，不一定能打动人，所以就要摆一个架子来保护自己。实际上，真正没有架子的人，是百分之百最自信的人。

　　第三，要不要针砭时弊？我理解，是不要那种浅、露、直的简单的抨击时弊，但是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状况，他们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党员干部心里那种困惑、纠结、苦恼、不得其解的问题，根据这些需求来选择故事，组织教材，提炼观点。一个人在台上讲自己的爹娘，其他那些陌生人和你三亲六故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说的如果和他们无关，他们干嘛坐在那里听你自说白话啊？现在兴续家谱，比如我们谭氏宗亲，说你姓谭的有一个什么很杰出卓越的人物，谭氏族人听着还靠点儿谱、沾点儿边儿。这五湖四海百家姓坐在课堂听你讲，你讲的一定要有针对性，一定是你说的是他想听的。为什么他想听呢？他在别处听不到，或者在别处听到的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到你这儿来听，可能要解决他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又不能简单的抨击时弊，具体怎么掌握呢？我还是提一个外在的指标吧:就是一定要让学员在心里自己对号，不要由讲课的人在课堂上给别人对号。

你想，现在社会上存在那么多问题，党内不满意，党外不满意，退下来的人不满意，在职在位的人也不满意，国内的人不满意，外国人远远评论，也指出咱们好多不是之处，说明确有时弊。但是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讲课，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这种课的功能，不是在课堂上现场去解决这些时弊，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而是让听完课的人回到工作实践中，消化变成他的营养，去增强他自己解决时弊的能力。如果解决时弊能力强的干部越来越多，时弊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熟悉的那些亲人，包括那些故去的亲人，他们是怎么对待信念的，怎么对待人民群众的，怎么对待于中的权力，怎么对待名利地位，怎么对待子女，包括怎么对待爱情，怎么对待党内突然降临的不公正待遇，怎么对待那种强于他十倍百倍的敌人，怎么对待党交给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而若干年后又成为这个领域的绝顶的专家，他们有很多故事，可以生动地回答这些问题。

这次近平讲话，讲到“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非常精彩，重申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三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什么情况下需要实事求是，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什么情况下需要走群众路线，怎么走群众路线？什么情况下必须独立自主，怎样才能坚持独立自主？在我们爹妈的身上都能找到答案，这不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吗？不是说你非要站在讲台上，指责哪件事哪件事我看不惯，哪件事哪件事你们还没觉悟，众人皆醉我独醒，我看出来了，我给你说出来。它不是这个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对所谓“时弊”也需要分析：一、你认为是时弊，他认为不是时弊，这就有分歧。二、你认为是时弊，坐在底下听课的可能就是时弊中人，他自然反感。三、更严重的，你认为是时弊，想把病人身上的病治掉，有人可能想，一针把病人扎死算了!多么大的差距和差异啊!咱们干嘛把讲台变成个辩论台啊？这是很不明智的。况且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本事，有这种机敏，有这种学养，学员站起来讲一句话，教员三句话把他讲坐下去，我们有没有这种功力还不得而知呢。

为了避免被动，避免尴尬，我主张我们这样的授课不要太轻易地开互动课，比如在讲课的某一个阶段留下十分钟，大家提问互动，我不大赞成。你知道他站起来提什么啊？他觉得你身份特殊，特别想听听你对某个敏感问题有什么见解，你在那儿临场信口讲，他在那儿连照相带录音，你还没下课呢，他就手机上网了。所以啊，别说我们这样的业余教员、编外教员，连中央党校都不轻易安排互动课。那都是党的在职干部啊。

一般安排互动课大概有三个原则。第一，要讨论小会讨论。小会好掌握局面啊，你别搞一百人、二百人，最后闹得失控，全场哗然，这多别扭。第二，事后答疑。把条子收上来，教研组回去研究，不当场作答。第二，综合答疑。不是有问必答。把问题归纳归纳，能答的答，好答的答，方便答的答，不能答、不好答、不方便的，可以回避。他提了二十个问题，你综合解答八个问题，不算没有礼貌。这说明什么？说明此类事情比较微妙，不是每个临堂教师都能够机断处置好。你想快意恩仇，一吐为快，事后可能惹一身不痛快。你个人不痛快事小，如果弄得整个平台很尴尬，政治上就被动了。我相信，多数同志都能理解。

　　虽然说了三个问题，但有一个总的想法，不知你们发现这个特点没有？就是凡需要肯定的那些东西，都是暗线；凡要避免的东西，都是明线。就是要有一个暗线在心里，暗线在心中要明，明线在亮处要隐。就是说：心中定力，坚定不移；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认为讲课的至境，应该是这样的水平。大家鼓掌，说明大家共鸣啊!如果能在讲课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把握这些问题，我们的讲课水准肯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我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会有新的提高、新的突破。要突破，我就想再讲五个不局限，不局限就突破了。

　　一，今后我们讲课，不局限于讲井冈山，而是要讲大井冈。闽西的兄弟姐妹已经参加了分会，将来还有湘赣这一块。红军根据地十二块，天下红军是一家。那么多兄弟姐妹，大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联合，共同来讲红军这篇大文章。多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蹦好。

　　二，不局限于讲井冈山时期，应该讲井冈山走出来的人他一生的事迹，一生的精神。这第二条说的是时间，第一条说的是空间，我们的课程设置，在时空两间都要有更大的视野。

三，不局限于子女讲父母，要讲老一代，除了讲爹妈，也可以讲其他的叔叔、伯伯、阿姨，更要讲烈士，更要讲没有后代的烈士，我们来替他们续家谱、传香火。讲到这，请允许我扯开讲讲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平台，要坚持“红后代”的底色，但是要淡化“子女”的概念。红后代是我们永远不可改变的社会身份，我以这种身份自豪，也以这种身份自律。当然，红后代也有分化，但主流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即使在某种特定的舆论环境遭到非议，认为咱们“出身不好”，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出身很好!但是呢，要淡化“子女”这个概念。

现在介绍教员身份，还是习惯于讲，某某将军的子女，某某部长的子女。也许在某一个特定的舆论环境里可能有一定的感召力，可能能增加你的公信力、说服力，但不是绝对的。

我爱说点老话，旧社会说，三十之前子以父贵，三十之后父以子贵。我们都六七十岁了，还老拿父母当身份说明，多别扭。先说我们自己好不好？先说我是谁。不要老说谭政文长子谭斌，我就是谭斌，非要把谭政文说出来也可以，请放到后头去，不当前缀，前缀改后缀。这是改革第一步。第二步，搁到后头但不入正文，加个括弧。第三步，彻底不再标注谁谁的子女，统统介绍为“红军后代”。仅此一句，此生足矣!

　　四，今后我们不局限于讲故事，应该逐渐增加专题课的开发。专题课我们有没有呢？已经有了。第一课，就是三湾改编。以三湾改编专题课为学术研究基础，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篇被入选的论文。现在又有了第二课，纯粹是被逼的，急就章。上级要求我们讲群众路线，怎么讲啊？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结果真上去了，反映还挺好。说明我们有潜力，增加了自信，挺好。专题课应该定为我们深开发的一个重要方向。下一课，也有题目了：根据地建设。三湾改编讲军队建设，“拳头的问题”，根据地建设讲“屁股的问题”，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走来，它为什么有天然的历史合理性，共产党坐这个天下为什么理所当然，我们来做这篇文章。

　　五，不局限于在山上讲，可以走出井冈，走到山外。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走到山外了，不但走到了北京城，还走进了中南海。今天，咱们研究分会的副会长、江西干部学院的裴院长坐在这儿。我们的想法，我和刘丹副会长同他沟通过。我们认为走出去有两条界限:第一，不能影响干部学院的稳定和发展。第二，不能影响我们同干部学院的合作和友谊。把持这两条，三山五岳尽管走。

讲到最后，我把萦绕心头很久的话浓缩成两句话，当成年礼献给我们的分会。我们要“用红军的思想、红军的作派，宣传弘扬红军精神”；“用革命的思想、革命的作派，宣传弘扬革命精神”。我觉得，这不仅是搞红色教育的一个方法论准则，不仅是我们言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求，也应该成为我们同学院、同学院教职员、同学员、同社会交往的一个行为规范。

我想，将来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平台、对红军后代授课团会有种种评价，我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呢？说，除了听他们讲课，想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吗？想知道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吗？去看看红军后代授课团吧，他们的思想言行，他们的接人待物，有那么一点样。如果能挣下这句话，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嘉奖。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最后要结束了，我就不设计什么更精彩的结尾了。借用近平在纪念毛主席诞辰讲话的结束语，三句话：让我们“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谢谢大家的耐心，容忍我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

（原载：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作者：佚名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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