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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勉钰:方志敏就义前给党中央的信

发布时间：

2022-06-13

刘勉钰简历

刘勉钰 1936年11月生，江西南康人。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南昌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理事、江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江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长期从事高校党史研究和教学，在《中共党史研究》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80余篇。从1979年起，担任百卷本《中国党史人物传》编委，该书被评为吴玉章社会科学基金一等奖。《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曾山传》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一等奖；《陈奇涵传》、《陈赞贤》、《中国革命史》、《江西工人运动史》、《方志敏续传》、《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获二等奖；《项英在南方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遵义会议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获中国中央党史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1984年被评为江西省优秀党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方志敏就义前给党中央的信

刘勉钰

因为修订《方志敏年谱》的需要，我最近到北京等有关单位，查找有关方志敏的文字档案资料，尤其是希望能找到方志敏的四本日记，以期对方志敏研究有所突破。可是，在北京找了两个月，也没有结果。但我要査找的方志敏就义前给党中央的信，终于被发现和找到了。这封信，对于研究方志敏的生平和思想、对于研究方志敏的狱中斗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当我看到这封信时，真是如获至宝。

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要领导人、人所共知的民族英雄。

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人。1919年在本地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赣东北（后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司令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系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1月在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被国民党军以七倍优势兵力包围，部队受到严重损失。1月29日，方志敏本人也因饱受饥寒晕倒在怀玉山陇首村高竹山一棵大树底下，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国民党军独立四十三旅的部队捕获。当天晚上，被关押在怀玉山麓玉山县陇首村国民党军独立四十三旅七二七团团部，并写下《方志敏自述》，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2月2日，被押至南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囚禁。半年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牺牲前一个多月，即6月11日上午，他深情地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狱中情况和向党表明斗争到底的决心。

信的内容大体上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敌人没有急于杀害他的原因。信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被俘人狱之初，以为很快被杀。但过了一个多月未杀；随后江西反动派开‘剿匪’阵亡将士大会，我们又以为必以我们为祭品，什么都准备好了，只待拖去杀，但仍未杀。一直挨到现在，还未有消息。”国民党军俘获方志敏以后，层层举办“庆祝”活动，确有迅速将他处死的迹象。他被俘的次日，就被押至玉山县城，关押在国民党军独立四十三旅旅部。国民党浙江保安处长、“追剿队”总指挥俞济时，独立四十三旅旅长刘振清前来“访谈”。1月31日，从玉山押至上饶，被关押在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等高官要员前来“看望”。接着，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办“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2月2日，国民党大队军警用了四辆铁甲车，九辆大卡车的兵力，将方志敏等从上饶押至江西省会南昌。2月7日，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在南昌市豫章公园举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被国民党军警押在铁甲车上示众。一位美国记者报道说:“公园四周军警林立，在马路旁摆了许多机关枪。无论何人都不能从路旁跑到正中马路上去。方志敏身带脚镣手铐，坐在铁甲汽车上，在军警森严监视之下，出现在大众之前，但是没有一人发声表示庆祝。”

方志敏在信中分析了“敌人不急于杀我们的原因有三：（一）进行政治的欺骗，表示他们的“宽大为怀”！(二）用威逼利诱的方法劝我们投降，以便更大的破坏革命；（三）一面留住我们在狱中不杀，同时就可以在外造谣，说我们已投降了他们，来动摇正在艰苦奋斗的红军和群众的斗争决心。敌人是在用各种方法,破坏我们。”

第二部分是向党报告狱中斗争。方志敏认为，“自杀非我们应取的手段，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进行越狱的准备。”“若能越狱，必用尽力量，进行工作，在最短期内，恢复损失了的军队并创造大块苏区”。他分析说:“我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方志敏在狱中开展宣传工作。信中说：“我在狱并未一刻放弃宣传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们严格禁止看守兵卫兵到我房来，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动。我在此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将来可望发生作用。未能广大发展的原因，就是他们将我与许多人隔绝，不能接近。”方志敏的越狱计划，是在开展狱中宣传的同时，极力争取外援。他打算写亲笔信派人送至上海中共地下组织，要求派出武装人员潜入南昌，埋伏在军法处看守所周围，伺机里应外合。

第三部分是谈他的狱中文稿。为了延长敌人杀害的时间，方志敏利用敌人要他写《自传》而提供的笔作武器，写下了大量文字，表明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诚。据统计，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文集》中，有一半是在狱中写成的，约十六万余字。方志敏作为敌人监狱的“囚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半年时间里，写出这样多的传世精品，是多么难能可贵。方志敏向中央报告说在此‘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的当中，我写了几篇文稿，托人送给党中央。”

他列出了七篇文稿；“一、《我参加革命斗争的略述》:二、《我们临死前的话》〔等于一篇绝命书〉；三、《给闽浙赣同志们的一封信》；四、《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五、《狱中纪实》；六、《死》〔也是纪实，以小说形式写的七、《可爱的中国》。”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处保藏着，他答应在他出狱后，送交中央”。为了能使此信和文稿能送到党中央，方志敏还对胡罟人的情况作了介绍:“胡罟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官僚，但他倾向革命，故在狱中给了我一些帮助”。“他愿意站在党的同情者的立场，接受党的指导，帮助党所需要他做的工作。”“请中央派一个同志去领导他。”

这七篇文稿除《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尚未找到以外，其他六篇都已收入《方志敏文集》。特别是《可爱的中国》，早就被选入了中学课本，成为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我们临死前的话》，表达了对革命的无比忠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无比坚定，后来被传诵为《方志敏遗嘱》。文中写道我们始终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竭诚的信仰者。“我们现在准备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你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

第四部分是向党中央报告狱中情况。信中说现我们所囚押的狱中，共押同志和红军战士五百余人，他们都苦极无告！请中央通知互济会,设法救济他们^同时，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组织和领导这些同志进行狱中暴动，是有十分可能的。”在被关押的五百多人中，包括一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曾任新红十军军长兼政委的王如痴、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总教育长曹仰山、红十军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红十军团十九师政治部主任李树彬、红十军团保卫局局长周群、中央临时政府执行委员、江西省保卫局局长娄梦侠等。

在信的末尾，方志敏特别说到:“胡海同志亦押在此，他不久也是要被枪毙的。这里枪毙人不大宣布”。胡海是中央临时政府的执行委员、土地部部长。主力红军长征以后，任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书记，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病，卧在栊子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黄瘦得不像人相。方志敏隔着栊子与他谈过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果然，仅过了四天，即6月15日，胡海就和中共公（略）万（泰）兴（国）特委军事部长谢名仁一起被枪毙了。方志敏著文称颂“他们临难不屈，悲壮而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方志敏还建议加强党在南昌的城市，工作。信中说连南昌这样的城市，都没有党的组织吗？我看城市工作并非是十分困难，现在人心惶惶,处处都要求着党的领导，就是在狱中，我还是能做许多工作，假若我不是囚人，建立各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并不困难。”

方志敏在信的最后报告党中央：“在我隔号，就住着一个有顽固的凶恶的法西斯蒂”，成为监视者。此人说不但要消灭红军,而且要用暗杀手段，暗杀一班左倾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杨杏佛等都是他们暗杀的。请中央转告左联的人们注意!”

方志敏致党中央的信及其文稿，经过多种途经和辗转曲折，最后送到了上海。中共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阅后批示:“原稿亦拟汇(集中交你处保存。”

(作者：刘勉钰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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