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毛泽东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一)

    刘 勉 钰

 

[内容提要]：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江西是新四军的主要发源地，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其中江西占了六个。毛泽东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精心指导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二是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是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四是指引新四军获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关键词]  毛泽东  新四军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敌人八百万，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江西是新四军的主要发源地。本文拟对毛泽东为新四军的组建和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作一探讨。

 

一、精心指导新四军的成功组建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就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随即任命朱德为、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但蒋介石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继续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以至消灭。因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成为一个特殊问题。

为了尽快在南方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①]，提出在保存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红军游击队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此前后，南方各游击区先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项英作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南方游击战争最高领导人，于9月下旬直接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协议，并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号召红军游击队下山，听候改编。

毛泽东在指导地方谈判中，非常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特别是出现了闽粤边游击队上当受骗、被国民党缴械的《何呜事件》以后，毛泽东与张闻天极为重视，一面派人和国民党方面交涉，迫使对方释放了被捕人员、交还了300多支枪；一面又发出指示，严厉批评何呜的右倾错误，提醒各地要提高警惕，游击队不要无条件集中，以免重蹈覆辙。“国民党不得插入一个人来。驻地依靠有险可守的山地，严防暗袭和破坏”。[②]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为各地游击队谈判指明了方向。

但红军游击队下山后改编的队伍名称是什么？领导人是谁？当时多数是叫“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而对军长的人选，国共双方都有准备，但达不成一致。这时，叶挺将军满腔爱国热情，从澳门回来，请缨杀敌，抗日报国。他在上海偶遇周恩来，周恩来对叶挺表示欢迎，并告他知南方红军游击队将要改编。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叶挺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自己愿意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并建议改编后的部队的名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继承铁军的光荣传统，尽快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叶挺后来向外国人说：“在上海战斗的危急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③]1937年9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铨叙厅发布“奉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10月6日，蒋介石电谕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湘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谴调用”。[④]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十四个地区（其中江西占了六个）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四军是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平衡的产物。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是因为他不能允许共产党派人来当军长，他要派人共产党又不会同意，而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十年之久，可以利用叶挺来控制这支部队。中共方面则考虑，共产党的军队是由党绝对领导的，“不许国民党插进一个人”；但共产党的提名人选，蒋介石又不肯任命；叶挺是北伐名将，已经脱党近十年，蒋介石事前未与中共商量就任命他为军长，需要缜审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摸清他的政治态度。因此，中共中央对此没有立即表态。叶挺没有料到蒋介石的任命来的如此之快，也知道中共中央的难处和对他不完全放心，乃向中共驻南京代表报告事情经过，并表示：“如我们（中共）不赞成，他仍可辞职。”[⑤]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在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等条件下，才能同意叶挺指挥部队。19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电博古、叶剑英，征求叶挺意见：“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是否可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⑥]叶挺很高兴，表示愿意接受党中央的考查。21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复电毛泽东：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⑦]11月3日，叶挺应邀到了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经过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叶挺谈话之后，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抗战到底。”，中共中央决定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11月7日，项英应召到达延安，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叶挺与项英（已内定为新四军副军长）在延安见了面。8日，中共中央召开欢迎叶挺、项英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在讲话中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同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南昌。[⑧]叶挺和毛泽东还研究了新四军的编制和干部配备等问题。

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陈毅、方方、涂振农（后增加黄道）为委员；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曾山、张鼎丞、黄道为委员。[⑨]接着，毛泽东又从延安总部和抗大等抽调大批军政干部（如曾山、张云逸、袁国平、周子昆、罗炳辉、赖传珠、李一氓、宋裕和等），派到新四军工作。

1938年1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了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新四军下设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由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全军10300人，6200支枪。随后，毛泽东又任命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1月6日，项英、曾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从武汉来到南昌，驻南昌三眼井高升巷1号“张勋公馆”。9日，军部正式对外挂牌办公。

1938年2月20日，叶挺军长下达了一、二、三支队向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的命令，四支队则向皖中舒城、无为地区集中。至此，由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和组建新四军的任务胜利完成，并开至大江南北抗日最前线。

   

二、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

新四军组建成功后，新四军到何处去？向哪里发展？如何发展？毛泽东及时地作出了指示，为新四军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特别是 两个“五四”指示，为新四军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38年2月15日，新四军集结时，毛泽东就致电项英：“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⑩]同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江西南昌移驻安徽岩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向毛泽东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 计划日行30里。因为他对敌后敌情还不摸底、认为国民党方面 “显系借刀杀人” 用意，不敢大胆向敌后挺进。为此，毛泽东于5月4日给项英发出了《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其基本内容：一是新四军主力应迅速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好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俣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11]针对项英 “派遣一部分出动、大部分整训，争取时间”的想法，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不必等主力整训好了再出去。因为此时敌人正在会攻徐州，后方比较空虚，不可丧失时机。二是关于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战略部署：新四军挺进敌后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开到国民党当局指定的地区去，“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取得抗日的行动自由权；第二步是“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12]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即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东进北上，向有利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持地区发展。三是新四军可以在平原水网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当时有的人认为，新四军来自深山老林的游击队，擅长山地游击战，能否在完全陌生的平原水网地区同日本军队作战？毛泽东指出 ：“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汉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汉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13]四是要恰当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注意策略。新四军要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牵制日军，消耗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但在政治上、组织上要保持独立性。“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姨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14]可以先奏后斩，或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视情况而定。这样，新四军就能得到发展。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坚定了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信心，增强了信心。新四军的抗战实践，证明了这一指示的正确。

新四军军部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于1938年5月5日离开岩寺，经太平麻村、南陵土塘村，于8月2日到达泾县云岭。军部离开岩寺前，于4月28日组成以粟裕为司令的先遣支队东进，经南陵、宣城、芜湖等地，进入苏南地区。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句容公路上的韦岗与日军重炮兵第五旅团车队作战，击毁日军汽车4辆，击毙日军少佐上井等13人，伤8人，缴获甚多，首战告捷。蒋介石致电叶挺表示祝贺：“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不久，陈毅率领第一支队、张鼎丞率领第二支队离开皖南，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高敬亭率领第四支队东进皖中，创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张云逸赴江北，与高敬亭部会合。谭震林率第三支队留在皖南，配合友军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并保卫云岭新四军军部。彭雪枫也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向豫东敌后挺进；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执行创建武汉外围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1938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接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派周恩来视察皖南；叶挺去整理江北部队；刘少奇赴华中；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从延安和八路军调干部去华中。1939年3月，周恩来抵达云岭，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周恩来并提出了发展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那里发展。”[15]于是，新四军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在大江南北实施战略展开。陈毅、粟裕指挥第一、第二支队在巩固茅山根据地后，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11月7日，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粟裕任副总指挥。

根据刘少奇建议，毛泽东综合研究华中敌、我、友情况，又确定了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决策。1940年1月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要陈毅部力争在江北发展。毛泽东认为： “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告诉刘少奇：当八路军增援部队到达华中后，陈毅部队应当立即向苏北发展，争取掌握全部苏北。

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存在右倾思想，对毛泽东的指示执行不力，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毛泽东乃于1940年5月4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东南局的指示电，即《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6]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40年夏天，陈毅率苏南部队挺进苏北。毛泽东又指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方面顽军，切实发展苏北”。1940年10月，面对韩部3万多人的进攻，陈毅、粟裕率部以苏北指挥部7000人的劣势兵力，在黄桥歼敌万余人。黄桥战役的胜利，打通了与八路军联系，对开辟苏北、坚持华中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初步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华中的战略转移任务。11月17日，在东台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代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17]

新四军在敌后游击战争中不断成长壮大，1939年底发展到49901人，1940年底达到88744万人，并巩固了淮南、淮北、苏南、鄂豫等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占领的一些大中城市形成了战略包围。

 

 

(作者：刘 勉 钰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