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南昌军部与上海

新四军南昌军部与上海

 

 

 

抗日战争初期，南昌是新四军的组建地，军部在这里组建新四军，领导南昌各阶层、各党派、各方面人士投入抗日救亡。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支持新四军建立、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基地。本文试从新四军南昌军部与上海在组建新四军时期的相互关系作一阐述。

 

新四军的由来与上海有缘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叶挺在上海提出的建议，因而与上海有关。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长期设在上海。1933年党中央迁到江西中央苏区后，上海仍有党的组织活动，因而一些重要干部在外地遇到情况时，仍来上海寻找党的组织，请求得到党的指示。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伐名将叶挺将军抱着满腔爱国热情，从澳门回到上海，要求请缨杀敌，抗日报国。“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周恩来在南京“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周恩来从南京到上海时，偶遇老战友叶挺。叶挺向周恩来倾诉了返回祖国要求参加抗日的强烈愿望，周恩来表示欢迎。周恩来告诉叶挺：南方红军游击队将要改编，并 “请叶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叶挺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向国民党方面表明自己愿意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一个军，称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铁军的光荣传统，尽快开赴前线对日作战。蒋介石为了利用叶挺控制这支部队，欣然于1937年9月28日，以国民党南京政府铨叙厅的名义，“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电谕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粤赣边、浙闽边、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叶挺后来回忆此事说：“在上海战斗的危急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

 

上海青年奔赴南昌参加新四军

从人力上支持了新四军的组建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在汉口召开了干部会议，标志着新四军的成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第一步设在南昌”。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迁到南昌，正式挂牌办公。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分会也在南昌宣告成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随即改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军部主要领导成员是：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副书记曾山；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副书记陈毅；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实际上，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就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对外办事机构，直至1939年月3月南昌沦陷才迁出，曾山、黄道才转移。

新四军南昌军部的主要任务是：在组建新四军机构的同时，到各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指挥部队北上；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各方面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时间，使得南昌享有南方“延安”的美誉。上海沦陷后，不少群众团体和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来到南昌，找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办事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指导各群众团体的党组织和党员带头工作。

新四军在初建时，全军只有10300人，6200支枪，远远不能适应华中抗战的需要。因此，党中央指示上海给予支援。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与江苏省委及上海地下党组织有工作关系，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曾多次“要求上海地下党在人力物力多方面多加支持新四军。”新四军指示南方各地新四军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一方面动员已回乡的老红军战士、老游击队员归队，另一方面要宣传和动员青壮年参加新四军。

上海地下党认真贯彻党中央大力支援新四军的指示，确定了政治上宣传新四军，人力上输送各类人才、干部；经济上大力支援，并掩护新四军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物品.要求地下党员，动员亲友、熟人参加新四军，每人起码动员一个知识分子，或有音乐才华的、有文学才能的年轻人到南昌参加新四军，从而为新四军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100多位同志、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郑乃光、章央芬、戎和卿等医务人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上海制版工人吴福海、纱厂工人吴杰、英美烟草公司第三烟厂工人孙诚、夏时等。

从上海到南昌参加新四军的老同志回忆当年参军的情景时，特别提到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赵朴初所起的重要作用。那时，赵朴初担任上海慈善总会会长，在江浙地区名气很大。上海沦陷后，许多年轻人将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他们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在南昌，但苦于无路费，又无人介绍。赵朴初得知后，有意识地派人在难民和大、中学校内宣传，启发年轻人奔赴南昌参加新四军。他亲自挑选和考核了许多年轻力壮的难民和知识分子,征得他们本人愿意，租用了泰国轮船，轮船旗杆上挂着红十字会的旗帜，以输送难民的名义，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堂而皇之地将他们从十六铺码头运送到温州，再换汽车到南昌。据统计，经上海地下党在南昌与东南分局联系，仅1938年就从难民中挑选了近千人，输送到了新四军，为新四军的成长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上海向新四军输送各类人材

知名人士来到南昌参加新四军

    新四军成立时，不仅兵员不足，干部和文艺、经济、医务、技术等方面的力量也很缺乏。淞沪抗战后，上海有许多文化名人来到南昌，先后与新四军军部取得联系，参加了新四军。我们仅举几位作为代表：

1、著名音乐家何士德

何士德是我国当代一流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也是新中国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年底，何士德和上海救亡歌咏界国内宣传一队17人到达南昌，受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热情欢迎，除1人去延安外，全部在南昌参加了新四军。黄道对何士德说：“我们知道你在上海的情况，现在这里正需要你。南昌有数以千计的各地流亡青年，需要去影响他们。你的身份很适合在南昌工作，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你还可以帮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开展音乐工作。”于是，何士德就一面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教唱歌，一面为争取合法斗争而去向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求做抗日工作。他的代表作《新四军军歌》（作曲），成功地表现了新四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势，久唱不衰。

1938年1月成立的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其中第一大队就是由何士德率领的“上海歌咏界国内宣传一队”为基干建成的，分配在南昌地区的南昌、新建、丰城、安义四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分成若干组，一组队员到牛行车站做铁路工人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准备对付日寇的进攻；一组到沿江路成立码头工人俱乐部，做码头工人的宣传与组织工作；一组动员妇女参加救护队学习救护伤员的工作；一组到难民收容所办识字班，讲时事，教抗战歌曲；一大组做各种形式的舞台演出、歌咏、游行、街头宣传、家庭访问以及到其他团体单位教抗战歌曲等。他们还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江西省警察大礼堂，联合举行了几次演出，歌声激起了听众抗日救国热情的高涨，连坐在台下观看的蒋经国和夫人蒋方良，也不时地为演出鼓掌。

为了扩大抗日宣传，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发动江西省音乐教育委员会、民众教育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政训处话剧团等团体，组织成立了南昌抗战歌咏协会，选举何士德任主任兼总指挥。2月26日，南昌抗战歌咏协会在湖滨公园（今八一公园）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由何士德指挥三千人的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大地振奋了人们的抗战精神，“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5000名听众也随着唱了起来，歌声汹涌澎湃，响彻云霄。会后举行了8000人的歌咏大游行。为让歌咏的队伍看得见指挥，何士德站在卡车的逢顶上挥动着一根特长的指挥棒，歌声与口号声交织着，翻腾着，巨大的声浪震荡着南昌。从南昌街头四面八方拥来的人群，被歌声激励，纷纷加入游行队伍，这种雄壮的场面和群情激昂的气势，显示了人民抗战的巨大力量。

1938年7月，黄道介绍何士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何士德调到新四军皖南军部任文化队队长，受到项英、曾山亲切接见。袁国平在欢迎周恩来莅临新四军指导工作的大会上，表示欢迎何士德到皖南新四军工作。

2、著名作家丘东平

当年来南昌参加新四军的人流中，除年轻人以个，还有许多作家、编辑、记者、画家、摄影家、哲学家等。著名的作家丘东平就是其中一个。他参加过大革命、海陆丰暴动和淞沪抗战。他的处女作《梅岭之春》小说在香港出版后，受到好评。他在茅盾的推荐下，参加了上海左联和东京左联活动。在鲁迅的鼓舞下，他创作了《沉郁的梅冷城》、《多嘴的赛娥》、《一个小孩的教养》、《红茶地之守御》、《通讯员》、《慈善家》、《麻六甲和神甫》、《火灾》等小说。抗战爆发后，丘东平与当时著名作家欧阳山、草明、邵子南、于缝合作，创作了小说《给予者》。上海沦陷后，他送走妻子儿女，来到南昌参加新四军。他在南昌采访叶挺后写的《叶挺印象记》，记述了叶挺坚定的抗日信心，给大后方人民以很大鼓舞。

1938年5月，丘东平随陈毅挺进苏南敌后，参加了数十次战斗，写出了《截击》、《把三八式夺过来》、《友军的营长》、《王凌岗的小战斗》等文章，刊登在《七月》杂志上，让大后方人民看到了新四军勇敢战斗的英雄事迹。1941年7月，在苏北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丘东平不幸牺牲。

3、复旦大学教授夏征农

夏征农是江西丰城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复旦大学做地下工作。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9月间，他由上海回到南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和薛暮桥、朱克靖筹备成立“南昌文化界救国会”。10月中旬，他和邹文宣到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看望陈毅，陈毅给他们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形势很好，我这次来南昌，就是同国民党省政府讨论改编八省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但是要警惕，不要让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重演”。夏征农向他简要地汇报了南昌的情况，说“现在流亡到南昌的青年学生很多，我们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问陈毅有什么指示。陈毅大力支持说：“这样做很好！”并立即拿出30块银元给夏征农作为筹备费用。并说：“很快要在南昌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直接同办事处商量”。

1938年1月，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推动下，成立了近千人的 “江西青年服务团”，并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愿意挂名担任团长，第三党人士、思想进步的王枕心担任总干事，夏征农负责宣传工作并主编团刊。青年服务团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出钱、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出人合办的。它是全省最大的群众性青年抗日救亡职业团体，是江西青年运动和救亡工作的支柱。它编为十个大队，分散深入全省各县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对推动江西抗日救亡起了很大作用。建国后，夏征农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总主编、《辞海》主编。

4、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及夫人罗琼

薛暮桥是著名经济学家，是1933年成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农村》主编。他夫人罗琼是著名妇女社会活动家，早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妇女救国会，任宣传部主任，并为《妇女生活》杂志《经济纵横》特约撰稿人。上海“八·一三”抗战以后，薛暮桥第一个将《中国农村》迁到南昌。刊物不仅讲农业生产，还动员农民抗日。刊物发行量猛增1倍。

罗琼在南昌参加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的工作。很多文化界人士和爱国青年慕名而来看望她。薛暮桥及罗琼便与夏征农等人组织了一个抗日座谈会，每两星期开会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实际上起了中国文化界救国会南昌分会的作用。经朱克靖引荐，薛暮桥及夫人罗琼见到了陈毅，陈毅要他们动员从上海撤退到内地来的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去参加新四军，他们夫妇表示首先报名。薛暮桥请陈毅到座谈会上做了发动农民游击战争的报告，听众有四五百人，影响很大，但也惹怒了国民党。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把薛暮桥和朱克靖找去谈话说：你们两人，一个是老牌的共产党，一个是“人民阵线”（国民党称救国会为“人民阵线”），“你们不要太猖狂了”。薛暮桥和朱克靖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抗日救国，犯什么罪？请新四军陈毅讲抗日游击战争，犯什么罪？”驳得书记长哑口无言。不久，薛暮桥又按陈毅委托，1938年1月25日在汉口《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动员文化人和救亡知识分子要奔向西北（指延安），还应当有一部分到东南战场（指新四军）去。1938年秋，薛暮桥随项英到皖南，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编写了我军培养干部的第一部通俗教材《政治经济学》。以后一直在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做经济工作。建国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院士）。罗琼先在皖南新四军做教学工作，后来一直在华中、山东根据地做妇女工作，并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上海为新四军医疗卫生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医疗卫生工作，是部队不可或缺的，叶挺军长亲自抓，并得到了上海的鼎力支持。新四军一成立，叶挺就到上海诚邀医学博士沈其震筹建新四军军医处。沈其震从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教授推荐的医务人员名单中，挑选了来自上海医学院的宫乃泉、王聿先、齐仲桓、崔义田、吴之理、郑乃光、章央芬(女)等医师。他们于1938年1至3月先后到达南昌，这是新四军的第一批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还为新四军输送了一批医师、护士、药剂师、化验员等。1938年2月，新四军军医处在南昌正式成立，沈其震任军医处处长，宫乃泉为医政科科长，齐仲桓为保健科科长，吴之理为材料科科长。不久，新四军四个支队都成立了军医处。同年6月,王聿先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军医处处长。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期间,通过各种途径招聘了几百名医生、护士，使新四军的团以上部队都有医院。从上海来到新四军的医护人员，聪明才智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后来都成了各支队卫生部门的领导骨干。

上海煤业救护队在南昌参加新四军，为新四军后勤运输作出重要贡献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协会和各种战时服务团，支援中国军队抗战。上海煤业救护大队，是其中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行动最快的队伍之一。为了工作方便，他们加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标明他们是中国红十字会领导下上海煤业工会的救护组织。他们冒着炮火，昼夜不停地战斗在上海罗店、大场、江湾等地，抢救伤员，运送难民，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沦陷后，他们撤退到浙江金华。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20余人、25 辆汽车来到南昌。中共地下党员王公道在南昌找到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自我介绍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受到办事处主任兼东南分局统战部长黄道和妇女部长陈少敏的热情欢迎。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看上了这几十部汽车，要把上海煤业汽车队划归江西省政府管辖。新四军领导人得知这个情况后，就马上找上海煤业救护队的负责人谈话，要他们说服全队人员，摆脱熊式辉的控制，回归新四军。项英、曾山、周子昆、李一氓、赖传珠、朱克靖在南昌三眼井原“张勋公馆”接见了上海煤业救护队叶进明、忻元锡、王公道，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请上海煤业救护队留在南昌军部工作。叶进明等向煤业救护队全体成员作了传达，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1月至4月，煤业救护队在新四军军部领导下，分成三路，担负起紧张而艰辛的运输任务。救护队的汽车往返于湘赣边、粤赣边、闽西、闽南、湘鄂赣、赣东北、闽北、闽东等地，接运改编为新四军一、二、三支队的游击队员们下山，集结到安徽歙县岩寺地区，走上抗日最前线。上海煤业救护队成为新四军兵站最早一批人员。3月，救护队地下党组织关系经军部与上海地下党联系，转到新四军军部。上海煤业救护队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叶进明任支部书记，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直接领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煤业救护队共接运了数以千计的游击队员，加速了新四军的成功组建。南方红军游击队在交通困难、通讯联络落后、地处偏远、高度分散重重困难下，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胜利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速度是相当快的。张鼎丞说：“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都不可能做到的奇迹。”[10] 这其中，就包含了上海煤业救护队所创造的奇迹。3月9日，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和赖传珠等军部首长在南昌“张勋公馆”举行盛大会餐，招待全体煤业救护队队员，以资鼓励。当年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赞扬说：“上海煤业救护队参加新四军参加抗战，对新四军建军初期之后方勤务有极大贡献。”他还指出：上海煤业救护队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凭籍它拥有的全套印刷设备，为新四军筹建了印刷厂，印刷新四军的《抗敌报》等。

新四军南昌军部把上海等地的流亡青年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亡

新四军组建之初，大批上海和江苏、浙江等地的流亡青年学生和流亡团体撤到南昌。为了让知识青年们早日为抗战出力。项英、曾山、黄道等决定将外地流亡学生和南昌青年组织起来，成立抗日团体，发展抗日力量。先后在南昌建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声社、江西宣慰工作团以及上海煤业救护队等团体，还通过江西省民众教育馆、大众文化社等机构，开展青年工作。上海青年在这些组织中，展现了聪明才智，发挥了积极作用。青服团、乡抗团、宣慰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和上海煤业救护队都建立了党组织，并吸收了一批青运骨干分子入党。暨南大学、大厦大学等流亡团体参加了江西青年服务团，他们中的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通过上级组织转到东南分局。曾山亲自将余昕、郭敏、邝劲知、倪志坚四名党员组织起来，建立起临时总支委员会，并直接参加临时总支的会议，及时给以指导，要他们团结广大青年，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由于取得合法地位，江西青年服务团很快发展成为江西省最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共有1200余人。全团编为10个大队（有5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分赴全省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慰劳和民众组训工作，在江西省的抗战史册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新四军南昌军部为上海生活书店总店在南昌开设分店

闻名全国的生活书店总店设于上海，为著名的 “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创办，但国民党严格控制革命书刊发行。为满足广大进步青年渴望看到进步书刊，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要求，黄道亲自出马，与各方交涉，帮助邹韬奋在南昌开办了生活书店分店。由共产党员陈其襄担任经理。书店根据黄道的指示，用秘密方式向党的基层组织和进步青年提供《新华日报》、新四军军部的《抗敌报》以及马列著作、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共党纲党章和政治常识等。书店编印的《战时读本》、《大众读物》这两种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读物，发行量达500多万册。书店作为党的秘密活动点，暗地里进行组织工作，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动员进步青年去各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有不少青年就是在书店的帮助下，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2月，东南分局在南昌领导成立了妇女抗日群众团体——江西妇声社。这是江西历史上唯一的群众性的妇女团体，社长为劳君展(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夫人)，妇声社党内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员潘泳流、胡道珂、吴伟、左诵芬。3月8日妇声社创办了《妇声》刊物，在省内外公开发行。南昌市委成立后，妇声社及其刊物《妇声》改由市委领导。《妇声》刊物的重要稿件都要经过当时市委书记余昕亲自审阅后才刊发。《妇声》的任务是宣传中共对抗战和妇女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团结发动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负责人胡兰畦在该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我们的生活》，报道了妇女在前线战地的服务工作，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新四军南昌军部与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

上海沦陷后，上海有一些进步团体来到南昌，新四军南昌军部得知后，尽量与它们取得联系，帮助它们解决困难，协助它们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2月中旬，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国民党十九军撤到南昌。19名团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她们是受全国妇女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何香凝派遣，到十九军中做宣传慰问工作的。陈毅在南昌给服务团讲了抗战形势与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嘱咐她们要着重宣传抗战必胜，鼓励人们树立胜利信心。陈毅告诉她们，现在是国共合作打日本，国民党地区的广大民众需要去发动，能在友军里工作更重要。陈毅亲自为她们转党的关系，帮助她们建立起党支部。从此，服务团的抗日救亡工作，名义上仍是由胡兰畦团长领导，实际上是党支部在起政治领导作用。她们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严格执行党的纪律，采取了灵活巧妙的斗争策略。1939年1月，她们两次到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向黄道请示工作，黄指示她们既要利用公开身份的有利条件去积极工作，又要隐蔽的巧妙斗争，切切不可大意暴露。这时，服务团的成员已增加到37人，其中共产党员有16人。三年中辗转战地，跨越了苏、浙、皖、赣、湘、鄂、豫、桂八省，行程二万里，为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40年终于游子归源，分赴延安和皖南新四军军部。

综上所述，新四军南昌军部时期，得到了上海在人力人才、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支援，加速了新四军的成功组建。与此同时，新四军南昌军部也把上海等地在南昌的流亡青年，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帮助上海在南昌开设生活书店分店，让上海的进步团体、进步人士在江西发挥了更大作用。

 

 

                                                   （李秋华  刘勉玉）

(作者：李秋华 刘勉玉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