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游击战争》第一部分

导言：今年是新四军成立80周年。这篇文章是写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写得非常好的散文，介绍给大家，是一篇很好读的文章——张九九

 

一、到敌人后方去

一早起来,王思源已经上好了马鞍。我盥洗、早餐后，便和他向着瑞金前进。

四月的天气，不寒不燥，又因下了几场雨，空气很清新。农民响应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增加生产所种的麦子，饱含露水，掩映着可爱的黄堇色。河边桃花已经凋残，吐着嫩绿的新叶。山上杜鹃花一片血红，时时飘来“红军顶呱呱”的鹧鸪鸟声。这个和平优美的景象，把战争的气氛冲淡了，我索性把马缰绳放在鞍上，让马儿缓缓地走。

从汀州到瑞金一百里，中间隔着颇为险峻的一座大山，因为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腹地，一个是红色的首都——瑞金，一个是红色的上海——汀州，贸易很繁盛。来往客商，红色战士，工作人员，三五成群，都是在半途的古城镇打尖。

 

图一  瑞金中央根据地

从全苏大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后，我已经三个月未到瑞金了。这次瑞金之行，是因为昨晚中央军委来电话，要我去重新分配工作。

思潮随着马蹄声起伏，想到这一回完全脱离在地方工作到部队去，在我的生活中还是新的一页，倍觉兴奋。但是，一想到自己只有一点游击战争经验，从来没有打过大仗，心情又有点惶惑。

“王思源，你愿意和我到前方去吗？”我问。

“为什么不！”回答是这样坚定。

这个小鬼今年才十六岁，青年团员，受过国家保卫局的训练，在省委当保卫员；结实、聪明、忠实，是我每次出门的旅伴。

“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小鬼都懂得，为什么我还在犹豫？想到这里，脸庞上微微有点热。

到了瑞金，已是万家灯会，夜色苍茫。离中央军委所在地的叶坪还有十五里，只好摸黑路了。

天似乎要下雨，清明节的夜又特别黑暗，路已经完全看不到，只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和着得得的马蹄声，遥远的村落有一点灯光，村妇的尖锐的呼声在“喊魂”。这匹马儿原来是军委的，我便信任老马识途，由它驮着适其所适。王思源拉住了马尾巴跟着，总算侥幸没有走错路。

第二天上午开会，有朱总司令、周恩来同志、刘伯承同志、贺昌同志。他们指出：为着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中央军委决定派几个独立团到敌人后方去发展游击战争。随后对我说：“你的任务是带着独九团到后方去发展游击战争。随后在这一带发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漳宁筑路计划,最后再向泉州推进。在你的右侧翼漳龙公路一线,尚有独八团和你呼应行动。”

 

图二  三年游击战争红军活动区域图

会议以后,总司令又对我单独作一次谈话,勉励说：彭老总从井冈山下来的时候，所带的兵连武器都没有。你这次出发，带的武器这样多，这样好，应该利用这样好的条件，好好地干。我点着头说，我会好好向彭老总学习的。

接着，周恩来同志告诉我，游击战争最主要的应该有高度的警惕性，不要“死猪不怕烫”。刘伯承同志告诉我如何进行外线作战，如何配备队伍，组织战争。贺昌同志告诉我如何进行部队的政治工作。

接受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指示，心中倍觉振奋。

到了中央组织局，罗迈同志说：“要走了，叫你老婆请假来一下吧。”那时她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晚上，她来了，要求一道出发。我说：“前方的小鬼子和女看护都要调回来，你怎能例外？”她潸然泪下。一直到现在，那次见面成为最后一次。

回到汀州，在党省委的同意下，从团省委和职工会调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办理了移交手续，又在省政府张鼎丞同志处要回了一匹马，这是我们去年在蓝家渡和张贞部队作战缴获的一匹短小精悍的小战马，在前方正用得着。

我们一行二十几人先到连城，和第三作战区，接收宁化独立营到前方去补充，并把全部干部都放在独立营中去，和士兵们共同生活，加强教育，整顿党的工作。

由连城到永安，共二百四十里，中间要经过姑田、小陶、洪田几个市镇，这些地方尚有华仰侨的团匪和反动地主用欺骗手段组织的童子兵、大刀队，总计有反动武装二三千人，时常会出来截击我们。宁化独立营只有二百余人，因此这个行军的战斗性便极为浓厚，一大意便要吃大亏。

第一晚到姑田。团匪早已登山，不断放冷枪。我们除调了一个排登山警戒外，其余的人都顺利通过。又走了二十里地才露营，虽然辛苦一点，可是却安全了许多。

第二天拂晓出发，请了几个向导，带领我们转们专走山间的羊肠小道，绕过了反动武装最多的小陶，这些路都是悬崖石壁，再就是种香菰的工人踏出来的小路。遍山倒了许多准备种香菰的半人高的杵木，我骑在马上跳过一道一道的障碍，偶一不慎把马的右前脚跳坏了，只好乖乖的下来步行。

走了三四天，已经接近了主力部队，我们安全地到达了永定城，汇合了已经完成了接收军团任务而驻守永安城的独九团，新兵老兵，新干部老干部，少不得联欢一番。

 

二、退出永安

永安是福建省的一个二等县城,三面环水，一面大陆；而大陆这一面就是敌人主力的来路。在红七军团转移作战地区以后，这个县城和苏区的联络，只靠西北的安沙，那里尚有独七团驻防，其余周围都是顽军和团匪的世界。

永安城尚有缴获的钢铁、盐、布，都是当时苏区的急需品。我们的任务必须保证这批物资安全地后撤。因此，在我到后的第二天，便召集了一个营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并讨论今后的工作。

我们这个班子的角色是这样：

团长吴胜，是个年轻的军人，永定人，牧童出身，能打仗也能练兵，具备着勇敢、机警、果断、忠实等各种优点；惟英雄主义很厉害，瞧人不起。经过部队的教育，进步很大，文化上已能写普通文件。但遇到不识的字，他就弯几弯撇几撇。过去许多政治委员都因为搞他不过，向上面报告他反政治委员制度，要求调动他的工作。这次军委要我看是否属实，以便由我决定他的去留。

政委兼政治处主任陈仁，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会和小姑娘一样的红着脸，羞答答，但是忠实、积极，有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军事上也懂得一些。不过论起做事的魄力来，就远落在吴胜的后面了。他是江西赣县人。

总支委书记罗桂华，是湖南的一个矿工，参加彭老总部队后到江西来，党性很强，工作切实，深入下层，特点是好喝两蛊酒。

一营长赵群，湖南人，骁勇善战，服从命令，说干就干，不讲价钱，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做困难。

二营长郑树昌，龙岩人，是一个煤矿工，红军到龙岩消灭陈国辉部队时，他参加红四军的。打仗沉着，但脾气很坏。

三营长刘汉，湖南人，也骁勇善战，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因为资格很老，也有一些军事经验，对团长不大佩服，好喝酒。

因为我们部队是远离苏区单独作战的一个单位，因此在中央军委讨论的时候，刘伯承同志提出他在苏联远东参加游击战争时期的经验来，说应该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到新开辟的地区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工作。同时，为着使队伍能够直接在军委指挥下团结的更为紧密，又要我兼政委，由陈仁同志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把政治处提高为政治部，这是为了便于单独作战时统一集中领导，统一行动。政治部以下又设各室各科，真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会议上，我除了传达党五中全会政治决议及中央军委命令外，还请大家对工作和我个人多提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担负的是新的革命工作，领导得好不好，只是看我能否和大家一道好好来干。——会议做了一些决定以后，便时行如下的行动：

把全团的老、弱和妇看护都送回后方，将宁化独立营补充为第三营，把捉到永安县长时所缴获的二挺重机枪，连同原有二挺轻机枪编成一个机枪连。

派第二营出发洪田,扫清童子兵大刀队。

派第三营向敌人来路贡川游击。

 

“五一”劳动节，永安县革委会召开群众纪念大会分发没收土豪衣服的时候，在数千人大会上，第二营押回了俘虏的童子兵百余人。这些童子兵都光着身，赤着脚，带着一个红肚兜。政治上受地主的欺骗，打仗时念着咒，喝了过量的、和着朱砂的酒，神经混乱，拿着大刀、尖串只顾向前直行，二营长知道他们作战的派头，一枪不开，让进入埋伏圈，瞄准打死他们的师父，然后齐喊：“师父死了！”他们一看慌了，完全吓醒过来，一个全乖乖的受俘。在大会上发给他们每个人三块光洋，又发给他们一些土豪的衣服，还请他们吃一顿丰盛的晚饭。大会后，由政治部给他们上了一堂课，揭露了地主对他们的欺骗，讲述了革命的道理便全部释放。

由于这个仗打得漂亮，俘虏政策又正确。敌人企图以洪田一带集中的二三千童子军向我进攻的计划便被全部打垮了。

贡川这一路和敌人哨兵稍有接触。三营弄清楚了敌情以后便撤回。因此我们决定，在第三天的半夜，将全团兵力除留政治部和一连兵力维持城厢治安外，全部向敌据点前进，计划将敌前卫扑灭，以进攻来巩固防御。结果因敌人已撤退，扑了个空。

四、五天后，敌情益紧，但物资已抢运完毕，军委有命令来，叫人们准备撤退。撤过南岸，以便继续在军委指定地区活动，完成任务。

大约是五月九日吧，敌卢兴邦所属三个团，于清晨时分，分二路向我进攻。我们命令第三营向洪田扫清退路障碍，第二营随着司令部爬上阵地，掩护在城内的第一营与县革委会及工人纠察队撤退过河，然后将渡河的浮桥破坏，阻止敌人前进。

这时炮火连天，机枪手打起大仗来有点乱，射击不是太高便是太低。敌人已经有一个班抢渡过河了。幸亏后来机枪手镇定下来，瞄准射击，才把他们一个个的打翻落水，暂时阻住了他们的前进，而渡河的十几个敌人也都被我们歼灭了。

队伍撤退以后，我们离开阵地就跑。敌人也乘隙过河占领了高山，向我们射击。因令第一、二营轮番掩护退却，一些新兵，在敌射击中慌张起来，高呼：“敌人来了，快走、快走！”我本着红军规定政委退却在后的条例，走回去跟在后撤部队后面，高呼不要慌，慢慢走，才使这个乱哄哄的局面镇静下来。

因为几天前童子兵已经吃了亏，又受了我们的政治教育，都不愿替军地主当炮灰，拦阻我们后撤，因此我们安全到达洪田宿营。这此战斗，敌人死伤百余，我们也伤亡二十余人。

宿营以后，开发一个会议，讨论以后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将伤员送回后方。

 

三、建立了根据地

党的指示，永远是引导我们前进的灯塔。

为着决定新的行动，我把公文袋中的中央军委命令拿出来详细研究。我想：如不把小陶、姑田华仰侨的团匪消灭，把童子兵争取过来，我们便要和苏区完全隔断，前进便失了依托力量。这个意见立即获得了吴胜、陈仁同志的同意，因此我们便回头向着姑田出发。

姑田，是连城的一个大市镇，贸易以纸、笋、香菰为大宗。华仰侨的团匪虽然曾经袭击过我们的连城获胜，但他们吃过九团的苦头的。因此我们一到达姑田，敌人便向着深山逃走了。我们驻了三天，做了些群众工作和部队本身的教育工作。第三天的下午，我们即放出回连城的的谣言，叫战士到街上买东西，把这个行动让华匪的坐地侦探去报告；然后我们象煞有介事似的整队向连城出发。

走了十多里路，太阳落山，队伍就在路旁休息，放哨戒严。随后召集干部谈话，口授命令，指出夜袭华匪，直捣华匪老巢的意义。决定以第三营第七连为突击连，不准打枪，活捉其哨兵和华匪本人。第一营随着本部。第二营作后卫。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立即协同连队政工人员，在战士中作十分钟的宣传鼓动----一个跟一个，不要掉队，跌倒不要出声；不许抽烟打火；不许说话、咳嗽；扎好草鞋带；水壶、刺刀不要弄出响声；如失掉联络，到三叉口时，可向着有白纸的方向行进。

十时左右，我们即回头向着华匪老巢出发。途中忽然下起瓢泼大雨。雨夜行军固然辛苦,很多人都坐了”汽车”但澎湖的雨声,风声,雷声和森林的呼呼声,却掩护了我们的脚步声,增加了我们袭击的有利条件。

华匪虽然自称团长、有四五百个武装,可是他们经常分散在各地,鱼肉乡民，驻在老巢的不过三四十人。因此当七连摸到他的家里，活捉他的哨兵和四个卫队以后，因天色漆黑，对面不见人，其余的都逃脱登山，一路乱放冷枪，七连的战士尽力在匪巢附近搜索，捉到福建省保安处派来收编华匪的一个上校参谋，但华匪却偷偷溜走了，竟便宜了他的一条狗命。他的鸦片烟床上还摆着全套烟具，印信，文件，墨水笔，可知他的逃走尚不久。等我们到达，将文件一看，吴胜同志气得直顿脚。

第二天天亮，打扫战场，统共俘敌八人，战马四匹，步枪三十余支，驳壳枪四支，子弹万余发。这个胜利虽不大，但我们不血刃而得，也弥觉可贵。尤其是在连城被华匪袭击牺牲的我亲密战友李明光同志的一支钢笔，也回到我手中来，作为故人的纪念。

打击华匪以后，又继续扫荡连城的赖源，宁洋的大吴地，永安的西洋、林田、苦竹、大陶、小陶等地团匪，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可是我们带花的战士也有多人，都是抬在路上走，很不便当。在小陶时，听说红七军团在沙县湖源打了一个大仗，因此想去和他们取得联系，借用他们的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联系，听取新的指示。

这时，正是旧历的六月天，行军当然是一件苦事，因此只有早晚行军，中午六小时休息。可是到了湖源时，七军团已经转移战场（后来才知道是抗日先遣队出发闽浙赣边）。为着避免受永安之敌在我来路截击，只得从永北绕到安沙再回洪田。

十多副伤兵的担架，加上远行军的病号又增加了七八副担架，以及缴获的许多枪械、盐、布等物资，尾巴越拉越长。东线敌人又已向清流、连城二县进攻，送回后方已没有办法，因此感觉非建立据点不能解决问题了。

开了一个会，决定在连城，宁洋，龙岩这三县的边界，建立一个据点，以便向漳、平、宁洋突击，完成军委交给我们的第二个任务。

在两个月中，就以宁洋的成达社、陈东坑、凤村为中心，将周围的团匪完全肃清，建立了横直三百余里，人口四五万的根据地，成立了革委会，分了田，组织了游击队与赤卫队。而且还架设了百多里路的电话线，设立了干部学校，加紧练兵。敌保安队李敬慎团向我们进攻了两次，但都在邹家山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为着破坏敌人漳宁筑路计划，军政委决定派第二营和机枪连挺进到宁洋的溪口中村，发展游击。有一天晚上，我作了一个梦，梦见和吴胜同志在阵地上指挥作战，结果包围了敌人，俘虏七十余人。第二天早饭时，我刚对吴胜同志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二营来了报告，说是在中村打了胜仗，并送了六十多名俘虏来。大家都说：“政委再作见次梦多好！”我说：“我要工作，不要作梦。”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打了胜仗，吴胜同志骄傲起来，一天，我到参谋处，刚好小参谋在打电话给二营长，要他调队伍去攻打一个石寨。我当场冒起火来，问他：

“你在做什么？”

他答：“团长为条子，叫我下口头命令。”

我说：“军委没有开会讨论，为什么可以随便下令呢？”

我又去找到吴胜同志，对他说：

“游击战争的原则：不攻坚，不作无意义的战斗，你是懂得的。一个四面峭壁、只有中间一条梯形小的石寨，你去打它干啥？军政委没有开会讨论，你怎么就下命令调动部队去作战？”

他低头一语不发，我也就不便再说了。

八月中秋，在陈东坑自筑的红场上，开了一个团圆大会，进行整军的总结。除全团部队外，尚有地方游击队政工人员以及受训的一百多名俘虏，检阅的项目有劈刀，刺枪，投弹，射击，政治测验，文化测验，墙报，卫生，伙食，戏剧，唱歌，夜晚，松明火炬熊熊熊燃烧，映红了半个天。锣鼓喧天，歌声不断。处处是热火朝天的革命激情，群众认为其热闹为该地区一百年来所未有，战士们更是英气勃勃，快乐融融。

检阅完后，在干部会上，我代表军政委讲话指出，敌人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既然是以一个师为一个纵队，三个纵队齐头并进，并配合以筑垒修路的围困，空军的侦察与轰炸，我主力自不会死守一个地区和敌人拚消耗，一定会绕到敌人后方来，大量歼灭敌人，从运动战中来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汀州、瑞金可能受敌占领，我们应该有这种认识，精神上有所准备，才不致临时慌乱，才能更好地为着苏维埃的胜利而战。

经过了这几个月的胜利战斗与休息整训,更加增加了我们的战斗信心,前进的力量。

不久,敌人东进纵队攻占我连城、清流等许多城镇，向着汀州扑来，福建军区第三作战分区司令部明光独立营也转到敌后来活动，因为他们在连南的朋口附近碰了钉子，站不住脚，也转到我们的新地区来。

             

四、党内思想斗争

三分区司令兼政治委员朱森，是从白军俘虏来的中级军官，湖南桃源人，有相当的军事常识，担任过红二十四师的参谋长，旧军官的恶劣气尚未铲除，善于吹、拍、拉，一张嘴和机枪一样，一打开就不能收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罗忠毅，原是孙连仲部队手枪旅的班长，湖北襄阳人，宁都暴动过来的；他沉着、忠实、刻苦耐劳，是个品质优良、埋头苦干、不愿多说话的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赖荣传，出身青年学生，永定人，很忠实，积极苦干，曾经在我领导下做过游击支队政治委员，但个性软弱，政治斗争经验少一些。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得，湖南人，井冈山的老干部，打仗勇敢，和赵群、刘汉一样，是个出色的射击手。

朱森没有打游击战争的经验，因此一出苏区大门，便在朋口附近受团匪袭击，损失了工作人员和战士百数十人，因此对中央军委给他在朋口宫溪坚持游击战的任务便没有信心，不顾下层的反对，急忙忙地转到我们的地区来。

吴胜同志和我到他的驻地去看他们，并送他们一千多斤盐，几十匹布、部分款项和粮食，慰劳他们，鼓励他坚决执行行军委的命令，互相策应，开展游击战。他说：“我已到军委去请求增兵，如果不增兵我是不能回去的。”我当时听了感到他这种请兵的要求不妥，但因彼此是兄弟部队，不便多说。

过了十多天，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说：看到了你们的政治课，说敌人可能进攻汀州、瑞金，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估计，因为我们的口号是不让敌人侵略苏区寸土，假如连汀州、瑞金都给敌人占领了，那革命还有什么希望呢？又说：现在敌人内部宁粤矛盾很尖锐，根据他从敌人报上收集材料的估计，到今年十一、二月间，广东一定会出兵打到武汉去，那时便可粉碎敌人对于我们的“围剿”。

我和吴胜、陈仁同志看完信后，都觉得有点不对头，因此，决定由我起草复了他一封信。

信内说：不让敌人侵略苏区寸土，是一句动员群众起来自卫作战的政治口号，军事上如果采用平均主义的分兵守口，一定要吃亏。过去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可以证明：敌人虽能强占我苏区，但只要我能集中兵力，在外线消灭了敌人，则敌人为避免全军覆灭只有溃退，苏区仍是我们的，有什么悲观理由？至于敌人内部虽有矛盾可以利用，但主要矛盾仍是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敌人仍会一致向我们进攻，我们没有理由可以把胜利寄托在敌人内部的矛盾上，你如果不同意我们这一意见，我们可以联合召集一个营级以上干部会议来讨论一番。

谁知由于这一封信，却惹出一个大乱子来。他说：保卫苏区寸土，是中央的决定，你这样说，无异于违抗中央的决议。又说：你要求召集营级以上干部会议来讨论这一个问题，显然是不尊重我的领导，闹独立性。扣起大帽子来了，我们就只好再回信叫他慢慢研究考虑，至于领导问题，应待军委指示解决，目前应该很好联合作战。

过了半个多月，我们看他没有决心和勇气回闽南活动，军政委开了一个会议，主张将原来据点交给他领导，我们执行军委命令向闽南挺进。

他听到这个意见以后，又不同意，怕我们一走，敌人向他进攻，很难支持，要求我们留下一营给他指挥。我们出击后仍须回来，因此我们将这个行动改为试探囊取物性的出击，准备弄清情况，联系闽南游击队，以便决定最后的远征。

部队到达宁洋的溪口中村一带乡村，我们即虚张声势在必行，找向导，造云梯，说要进七宁洋县城。而部队却在一个夜晚爬过了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四十里高山，出现在漳平的新桥镇旁边。先头部队约一营人，都穿上从福建省保安团缴获来的服装臂章，直叩敌人大门，说是从漳平来的保安团援兵。栅门虽然打开，俣因前卫部队收缴团匪哨兵武装，被敌人发觉，约有一中他的团匪扼官运亨通土楼，顽强抵抗，另一中队团匪，登山掩护。袭击变成阳攻了。

 

占领好阵地以后，即令第三营全部向着宁洋县敌人来路警戒，作预备队伍；第二营四连担任坑道作业，爆破敌垒；六连攻击敌人在高地上的排斥部队，五连随司令部巩固指挥阵地。

下午，漳平来策援的一中队敌人，由小路绕到我们阵地背后来打枪，形势很急。吴胜同志跳出工事，带着教导队冲上去。我再令五连跟着前进，阵地由我带通讯排负责。等五连走上山头时，敌人已被吴胜和教导队击溃了。

傍晚，被围在土楼的敌人，因我坑道作业已挖近到他们的墙脚下，他们竟倒下洋油、扔下火把放火，此时西南风又突然狂吹，风借火势，火仗风威，竟把一条街烧成火海。部队虽然尽量灌水抢救，并发动群众助救，但敌人竟向着救火的群众射击，终于烧光了整条街，而敌人也葬身火坑。群众，商人，除了我们帮助他们抢救一些物资出来以外，成家都烧光了，莫不破口哭骂团匪该死，残无人性。

夜晚在火光下集结队伍，军政委命令部进行群众救济工作，释放了三十多个俘虏，雇请民夫，将伤病人员连同缴获的五十余支步枪及盐、布等物资送往大田的桃源。

到桃源，转西洋，一路都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同时已经和安（溪）南（安）永（春）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我们派了几个干部给他们，先去打下基础，以便迎接我军转进，此行目的算已达到。

这几天，因为我病倒，坐担架跟着后卫部队，要陈仁同志代我执行政委职务。

在这几县边界行动的一个多月。消灭一些散匪，并建立起一些群众组织，队伍便又回到根据地来。要这个时期，留守根据地的一营和明光独立营，也分头向宁洋、连城、龙岩等地边界出击，把根据地又扩大了一些，同时并与福建军区派来补充明光独立营的一个连及谢同志接到头。

谢同志告诉我：“军委、军区接到朱森的报告，说：独九团伤病员一百多人，打了许多败仗，干部不团结，活动不积极，非调干部改造不可。军委和军区认为你是地方工作干部，可能不熟悉部队工作，同时为着准备布置福建苏区的游击战争，故征得中央同意，将你调回省委工作，要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将军政委组织取消，独九团直接由三分区朱森领导。

当时我听了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一股火从丹田上冒起来，但是我想到，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而对谢同志说：“你来很好，一切问题，等你到下层干部、士兵、医院去调查一番，同时并和吴、陈详谈，然后再召集会议来传达和讨论。

谢同志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工作，召集了一个联席会议，传达了军委的指示，然后说：

“独九团每次战斗的记录我都看过了，半年来兵力的消耗与扩大相等，武器缴得了敌人六百多步枪，军委所给的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医院我也巡视过，九十多个伤病员，有六十多个是三分区的；干部相互间虽有一些意见，但待当事人自己回到军区去报告解决。”

朱森听后，跳起来拍着桌子说不行,应该给我以违抗命令闹独立性的处分.其他干部一声不响.谢同志说：

“我既无权力而且也没有理由作出这个结论。”

会议僵了。

我徐徐站起来，说：“一个红色军人，绝对服从命令，准备交代。至于我们和朱森的争论问题，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双方来往书信，可以带回军委、军区解决。独九团的情形，在退出永安和到湖源的两次行动，我是错误的，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我有不耐心、急躁、坏脾气的缺点，其他的错误我想也不少。不过所谓违抗命令、闹独立性问题，大家可以拿军委命令出来看。总之，请谢同志巡视后带回去，让军委、军区明了实情。”说到这里，我有些激动了，大声地说：“朱森同志，你的拍桌子地不能吓倒我有！请坐下来讲道理才能解决问题。”

在通讯员叫吃饭时结束了这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