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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成功组建的重大贡献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共赴国难,共同抗击日寇侵略,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经过谈判,最终达成统一整编南方游击队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协议。中共中央在新四军成功组建过程中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一、中共中央领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新四军的成功组建奠定了基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全国范围的内战基本停止,国共两党和谈得以重开。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尽快实现国共合作抗日,从1937年2月起,中共中央就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谈判,双方首先达成将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协议。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了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的问题。但蒋介石拒绝承认我南方革命力量,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将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分别进行瓦解、缴械和消灭。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六次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37年9月达成了统一整编南方游击队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原则协议。此后,党中央继续指导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谈判,最终解决了新四军领导人选、编制、薪饷等一系列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为新四军的成功组建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二、中共中央指导南方各省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并纠正了各省游

击队改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保证了改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对我南方各游击区的疯狂进剿,不得不与红军游击队进行停战谈判。

     中共中央对南方各省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斗争极为关注。1937年8月,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① “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当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②  指示还要求各游击队“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的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取消苏维埃制度,采用国民党现有的政权组织形式,用普选的方式选举保甲长,分区长;保障政权实际上仍在党的领导之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争取与团结群众在党的周围”③;“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④。

    党中央的指示,为南方游击队的谈判斗争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张闻天、毛泽东等分别就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在谈判中应坚持独立性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发出电报或指示,具体指导各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南方各游击队先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谈判。例如:1937年7月下旬,由高敬亭、何耀榜等领导的鄂豫皖红28军与国民党鄂豫皖剿共督办公署和安徽省政府代表谈判并达成协议,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1937年8月,由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浙南游击队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的代表谈判,最后达成协议,下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队;1937年9月初,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的闽西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军第157师旅长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1937年9月上中旬,由项英、陈毅亲自领导的粤赣边红军游击队先后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赣州专署、江西保安处和当地驻军第46师代表谈判并达成协议,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等等。

    为了尽快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武装改编问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的项英于1937年9月下旬到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谈判。“南昌谈判”主要解决下列问题:国民党军队从各游击区撤退;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不久,各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离,一些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也陆续释放出来。

这里必须指出:在当时风云莫测、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有些地方的红军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或打交道时,由于思想麻痹丧失警惕,结果上了国民党的当。“何鸣事件”(也叫“漳浦事件”)就是一例。1937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与国民党第157师谈判,6月26日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并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将部队开到漳浦县城驻防。7月16日,157师以点编发饷为名,将近千名红军游击队员骗入体育场,全部缴械。“何鸣事件” 发生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后经多方交涉,157师被迫退还300多支枪,释放了被扣人员。

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专门为此事发出指示,严肃批评何鸣的右倾错误,提醒各地要提高警惕,不要重蹈覆辙。又如:项英在南昌谈判结束后,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号召各边区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点编”。党中央发现后,立即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电告张云逸、博古、叶剑英等人,指出:“项英同志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他在南昌的作法带有危险性。望速通知他来延安讨论”⑤。毛泽东、张闻天还亲自致电博古和叶剑英,要他们“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并明确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⑥。根据中央的指示,项英在南昌完成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派出人员分赴各游击区联系等事宜后,便转赴南京、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

从上可见:正是由于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关注各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谈判,并根据谈判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及时发出具体而明确的指示,因而及时纠正了游击队改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保证了改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选派人员去各游击区联络并指导工作

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改编谈判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三年来孤悬南方经过艰苦卓绝斗争的各红军游击队十分关心和挂念。国共谈判之初,我党明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派人与南方各地游击队联络。1937年8月中旬,当国民党当局同意我方要求后,党中央立即选派合适人员去各游击队所在地联络并指导工作。例如:中央选派原在鄂豫皖边区工作过的郑位三、张体学和在中央红军工作、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肖望东等人前往湖北黄安,与红28军高敬亭部联络;派福建籍干部王集成去闽西找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游击队;派江西永新人张銍秀去湘赣边游击区联络;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博古、叶剑英等也根据中央指示,派早年与项英相识的顾建业(又名顾玉良)先后去粤赣边找项英,去闽北找黄道,去闽东找叶飞,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宣言、地方工作指示和地方红军谈判必须坚持的条件等重要文件带给各游击队负责人。正是由于党中央审时度势,选派许多合适人员去各游击队所在地联络并指导工作,才使各游击区党政军负责人能及时了解西安事变尤其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的斗争形势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游击队改编工作的进程。

 

四、中共中央围绕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选与国民党谈判并达成协议,加速了新四军的组建

1937年9月,国共双方经过谈判虽然达成了统一整编南方游击队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原则协议,但对于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选,尤其是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则意见不一。由谁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当时国民党方面属意陈诚、张发奎,我党不同意;我党提议由叶剑英或彭德怀任军长,国民党方面表示反对。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际,周恩来从庐山下来到上海期间,不期而遇见到已在海外流亡十年之久、刚刚回国请缨抗战的北伐名将叶挺,于是就向叶挺建议,由叶挺来改编游击队,担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认为;叶挺已脱离中共十年之久,不会再跟中共走,由叶挺改编游击队,担任军长,就可以将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9月28日,未同中共正式谈判,也未征求我方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单方面公布:经蒋介石核定,“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当中共代表团将此消息报告延安后,党中央十分慎重。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毛泽东多次电询博古、叶剑英等,了解“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⑦  当叶挺亲赴延安向党中央作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⑧的保证后,中共中央才正式承认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同时,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负责,“不要军何(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人”⑨,并提出由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军由八路军节制。

对此,蒋介石不同意,并恶狠狠地表示:南方红军游击队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改编,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不能同意。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对蒋介石蛮横无理的态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为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还是七个支队、支队之上是否设纵队等具体编制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在国民党当局不再坚持派人担任军职、各级主管均由中共方面委派的前提下,我党在部队编制、薪饷等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直辖四个支队,在南方各地只设留守处、办事处,部队全部开往抗日前线。

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复电批准了关于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和干部配备的具体方案。1938年1月初,何应钦亦正式核定有关新四军的编制、薪饷及干部配备问题。

国共双方最终确定的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领导人及部队编制情况如下: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2团;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4团;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6团;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8、9团。全军一万零三百余人,六千二百多支枪。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红军游击队(不包括海南岛)编成,第四支队由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队编成。⑩  至此,新四军正式成立。

 

五、中共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到新四军工作,以加强我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为充实新四军的领导力量,党中央指示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等抽调了一批原在主力红军工作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以加强新四军军部机关各部门和支队、团、营的领导力量。例如:中央调原在北伐军工作过并与叶挺较早取得联系的原红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调原在红一军团工作、后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周子昆任新四军副参谋长;调原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原红一军团一师政委赖传珠调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原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调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原中央军委第二局副局长胡立教调任新四军军部通信科科长;原中共陕甘省委宣传部长李一氓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原红一方面军二师侦察大队政委汤光恢任新四军军法处长;原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胡发坚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长;原红一军团师政委刘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王必成任新四军一支队第二团参谋长;原红十师二十八团团长张道庸(即陶勇)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等等。这些红军干部后来均成了新四军的坚强骨干。

    此外,为了加强我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了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同时,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由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为在新四军中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六、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留下一批干部建立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

新四军成立后,各部相继挺进华中敌后,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斗争。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留下一批干部和部分武装建立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

在南昌,在原“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由黄道担任主任。随后,在福州、龙岩、崇安、宁德、吉安、贵溪、瑞金、修水、婺源、都昌、袁州、赣州、大余、平江等地,相继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留守处或通讯处。

这些机构实际上也是我党在各地的组织机构。尽管由于国民党的破坏,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中共代表团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顺利解决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选、编制、薪饷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审时度势选派人员去南方各游击区联络并指导工作,抽调干部充实新四军领导力量,指示各地建立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对新四军的成功组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四军顺利完成组建任务,并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最终为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第12、13、12、13、37、41、53、57、6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2版。

    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24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作者: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金菊 陈培均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