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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斌在井冈儿女新年联谊会上的讲话

谭斌在井冈儿女新年联谊会上的讲话
 
 
今天是新年联谊会,本不该讲很长的话。可是会里决定让我就“三个不讲、六项注意”讲一点自己的学习体会,我这个老兵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了。
“三个不讲、六项注意”出台后的反响很好,社会认为是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也是红军后代授课团一张非常响亮的名片,它反映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和政治智慧。有的同志听说我们有“三个不讲、六项注意”,说是“历史纠葛不讲”,“中央没有定论的敏感政治问题不讲”,“同中央宣传口径不一致的个人观点不讲”,眼睛一亮,说你说慢点,我拿笔记一下。这个反应本身就说明了一种评价。这样一篇我们自己定的“家规”,是大家探索过程中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授课团集体创作的成果。教学组把大家的共识归拢、提炼、升华了。出了初稿以后,大家又多次讨论,反复斟酌推敲,力求准确点、更深刻点,让授课团的成员觉得管用、有可操作性。所以,我作为这个团队的成员,当然也是参与的创作者之一。但是它一旦提炼凝固起来,我觉得自己又是继续学习、继续重新认识它的一个学习者之一。
我看很多兄弟姐妹和我是一样的。对“三个不讲、六项注意”,绝大多数同志有着极高的认同。大家认为这几条规定,第一是我们讲课技巧的入门指南,第二是我们课堂形象的统一设计,第三是授课团的一种政治姿态,第四也是我们讲课当中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
  对于这个规定,大家都有一个不断再学习、再认识,同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的问题。听方方面面的反应,有三个问题,可能是大家应该更好把握的,或者说是不容易把握的。一,要不要歌功颂德?二,我们到底是不是教育者?三,要不要针砭时弊?我想,正确认识、把握这三个问题,需要辩证法。
  第一,要不要歌功颂德?我认为,要说两句话:不要利用授课团这个讲台,为自己的父母歌功颂德;但是,一定要为党、为军队、为共和国、为老一代革命先辈们歌功颂德。他们救国、兴国、强国的这些英勇奋斗的实践和所建立的功勋,这么大的功德,难道不该歌颂吗?近平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讲话中,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就这个问题,有很多睿智的历史人物都曾有论述,包括我接待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参观完故宫以后,我请他留言,我看他胸有成竹,没有多想就写下来了。翻译给我听后,我很感慨。他说,“如此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应当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这样的民族必有美好的未来”。我觉得,这话讲得和近平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是不应该遗忘的。忘记历史的民族,冷落英雄的民族,没有精神的民族,没有未来。
而实际上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痛彻心肺的感受,是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失误,革命的血脉和共产党香火的传续不大顺畅。共产党到底为人民做过什么?为中华民族做过什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中得到了什么?现在成了个含糊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大众在这里执政,它的合理性、合法性被人质疑,据说是没有投票选举过。而真实的历史是,老百姓早就用脚投过票啦:他们冒着炮火推小推车儿支前,车上有粮,自己饿得要休克,不吃一粒军粮:脖子上挂着军鞋,自己的鞋走穿了,脚底磨出血泡,他不穿一双军鞋。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已经这样投过票了,现在竟成为问题。八年抗战共产党做了什么,八路军新四军做了什么,也成了问题。共产党没有从国民政府手里拿一寸土地,都是他们丢掉的国土,我们从日寇手里夺回来,建立了十九个根据地,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伪军的百分之九十。前一段有人大讲共军“游而不击”,当年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的话,现在成为一些无知青年时髦的口头语。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八一大楼前的卫兵,截住忘了拿通行证的徐帅的车,警卫秘书说这是徐帅的车,“徐帅是谁?”“谁是徐向前?”我们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委站岗的士兵居然不知道!山西省某届主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不知道山西省籍的安子文,他不知道当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是谁。某届的中央常委,谈到一个问题涉及到张鼎丞同志。张老是闽西根据地的领袖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这位常委问工作人员“张鼎丞是党内同志还是民主人士啊?”从下到上,我们谈到的这个问题,是客观地、严峻地、痛苦地存在着!必须有人把共产党的香火传续下去,不能让它断掉。我们是当仁不让的传人,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我们在江西干部学院开辟这个讲堂,讲前辈的人生坐标,不就是讲这些事情吗?
  但是,我觉得所有人都明白,我们讲的是一个全局,是用我们所熟悉的老共产党人、老红军,是子女眼里的老红军、老共产党人,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故事,来讲这个大局。是通过我们的父母来讲大局,不是为了讲父母而讲父母,不是简单的为自己的父母歌功颂德,这个界限,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应当心中有数。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在革命生涯中,在革命队伍里,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曾经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你觉得他最后所确定的那个历史地位低了点,好像不是太公道,比如说对他某一个领域的某一种贡献,党内也好、社会上也好评价还不够到位,做子女的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想为他们说两句。我觉得所有明智和理智的兄弟姐妹,一定要顽强地克制自己这种欲望,绝不能把讲革命精神、讲革命传统的讲台,变成为自己父母申述、辩白的场所。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这会适得其反。
我建议,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用一个很形而上学的办法来处置,就是在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父母的时候,尽量避免那种鉴定式语句和颂扬式语句。讲故事讲到你最激动、最想、给他概括一下、提炼一下的时候,打住,不往前走这半步。客观上有评价,社会上有评价,或者是某个历史阶段有某个人物有个评价,讲故事过程中说出来,我认为未尝不可。它毕竟是个社会反映,毕竟是某个历史阶段某个人这样来说这件事,可以的。但不要提炼,不要概括,尤其不要抽象。
我一开始也没经验,让我讲我爹。那么讲课和写文章有什么不一样啊?写文章都有标题,讲课也需要标题吗?我就没标题,“无标题音乐”。说那不行,其他的朋友就出主意,说是可命题为“红军中自学成才的司法专家”。自己这么讲,觉得特别扭。这么讲是不是真的呢?也不是假的。社会评价可以,组织评价可以,甚至历史评价也无不可,别人写纪念文章,传记当标题,都可以。唯独由儿子这么说老子,就不妥。为什么?角色不对。我父亲长征到延安,服从中央调动离开了心爱的军队,许多兄弟姐妹老爹比我父亲有幸,一直坚持在部队工作。你说中国形容将领的词有多少?战将、勇将、猛将、骁将、名将、宿将,够用吗?不够用。大将十位,上将五十七位,中将一百七十七位,不够分的。拿哪个词说谁呀?要避免那种鉴定式语句,避免那种颂扬式语句。
再比如,说“神”,说“圣”,这样的词在中国语汇中是不得了的事,在旧社会,那是要建庙的。刘帅年轻的时候,曾被人称为“军神”。他在川军参加讨袁护国战争时,一颗子弹从头上打下去,从右眼穿出来,把眼睛打坏了。医生给他做手术要把腐肉刮干净,他说“眼睛离脑子太近,用麻药会影响智力,不用麻药。”关云长刮骨疗毒写进了演义,那才是刮胳膊。刘伯承是刮眼睛,神经最丰富的部位。医生觉得,一刀一刀自己都疼。最后就问“我在做手术时,你在干什么?”刘帅说“我在数你用了多少刀。”这个德国医生感动莫名,后来逢人就讲,说“这是一位军神!”喔!用了这个词了,刘伯承是一位军神。那时候刘伯承二十三岁,这个德国医生并不知道他今后的人生是什么样,不知道他将要指挥多少多么重大的战役,要有多少多么传奇的战例,而且要写出多少多么精彩的军事著作。这些都不知道。一个二十二岁年轻军人的勇敢和毅力,征服了这个德国医生,他就用了这么个词。
大家换位思考,如果你们是太行、是阿蒙,讲自己爹,怎么讲?这段故事,可以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人称我父亲是军神”;一种讲法“我父亲的眼睛”。刘帅一只眼睛瞎了,大家都知道,都想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父亲的眼睛”,很平和,但足够了,绝对比第一个题目要漂亮得多。除了刘帅,中国还有九帅,十大元帅里领头的是朱总司令。十帅之外还有一个毛泽东,那时要给主席授“大元帅”衔,他不要。我觉得不用多讲,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相信多数人能够拿捏得好分寸。
第二,我们是不是教育者?我们上讲台授课,怎么不是教育者?就是教育者嘛。但是我们不要以教育者自居。我认为,“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中这个提得很到位。我要再加一个更直白的不大好听的话,“不要摆以教育者自居的架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是党干教育编外教员的这种志愿者的社会角色,这是不能含糊的。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是太复杂。举个特别不适宜的例子,任何举例都可能是鳖脚的。比如说父母和子女,父母的身份是天定的,但是聪明的父母不是老以家长自居,他应该当孩子的朋友。妈妈甚至可以给孩子当姐姐,像姐妹一样,像姐弟一样。这样,孩子在接受父母教育时,抗逆心理会降到最低。儿童心理学家甚至将这种状态外化为身体语言,说是你如果想和孩子亲近,让他接纳你,大人最好蹲下,他平视你比仰视你感觉会更亲切。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教育者的定位特别有借鉴意义。那么,我再提一条形而上学的标准,一个外在指标:就是讲课要有“平等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平等的态度,不仅是一种教学技巧,而且也是一种正确的自我定位。我不知道大家如何,起码我这样比较愚钝的人,每次讲到我父亲的事情,或者向他的老战友问到他的事情,或者查看他的一些资料的时候,都觉得对我老爹又重新认识了一次。备课、讲课对我而言,真是一次重新学习的过程。实在话,我们大家讲自己的爹娘,其实就是在和学员们共同学习。真不是说,我说你服,我打你通,不是这种关系。
所以我说,这种平等的态度,既是一种教学技巧和姿态,又是一种真实的自我定位。我们并不比底下坐着听我们讲课的人高明多少。要说,也只“高明”一点,就是我们和所讲的这个人,有这样的血缘关系,有这样的方便,可以就近去观察他,台下的人没有我们这种天然的方便。而这一点,不是我们挣来的,是上帝给的。
我觉得,只要自己的心放平,外边的态度、姿态,一种互学共长的关系,自然就反应出来了,就不会居高临下、,不会以教育者自居。如果反过来,可能是缺乏自信,可能觉得讲的东西不一定能说服人,不一定能打动人,所以就要摆一个架子来保护自己。实际上,真正没有架子的人,是百分之百最自信的人。
  第三,要不要针砭时弊?我理解,是不要那种浅、露、直的简单的抨击时弊,但是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状况,他们思想、作风存在的问题,党员干部心里那种困惑、纠结、苦恼、不得其解的问题,根据这些需求来选择故事,组织教材,提炼观点。一个人在台上讲自己的爹娘,其他那些陌生人和你三亲六故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说的如果和他们无关,他们干嘛坐在那里听你自说白话啊?现在兴续家谱,比如我们谭氏宗亲,说你姓谭的有一个什么很杰出卓越的人物,谭氏族人听着还靠点儿谱、沾点儿边儿。这五湖四海百家姓坐在课堂听你讲,你讲的一定要有针对性,一定是你说的是他想听的。为什么他想听呢?他在别处听不到,或者在别处听到的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到你这儿来听,可能要解决他的问题,是不是这个道理?又要理论联系实际,又不能简单的抨击时弊,具体怎么掌握呢?我还是提一个外在的指标吧:就是一定要让学员在心里自己对号,不要由讲课的人在课堂上给别人对号。
你想,现在社会上存在那么多问题,党内不满意,党外不满意,退下来的人不满意,在职在位的人也不满意,国内的人不满意,外国人远远评论,也指出咱们好多不是之处,说明确有时弊。但是我们在这个讲台上讲课,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这种课的功能,不是在课堂上现场去解决这些时弊,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而是让听完课的人回到工作实践中,消化变成他的营养,去增强他自己解决时弊的能力。如果解决时弊能力强的干部越来越多,时弊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熟悉的那些亲人,包括那些故去的亲人,他们是怎么对待信念的,怎么对待人民群众的,怎么对待于中的权力,怎么对待名利地位,怎么对待子女,包括怎么对待爱情,怎么对待党内突然降临的不公正待遇,怎么对待那种强于他十倍百倍的敌人,怎么对待党交给的一个完全陌生的工作,而若干年后又成为这个领域的绝顶的专家,他们有很多故事,可以生动地回答这些问题。
这次近平讲话,讲到“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非常精彩,重申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其三个基本方面,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什么情况下需要实事求是,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什么情况下需要走群众路线,怎么走群众路线?什么情况下必须独立自主,怎样才能坚持独立自主?在我们爹妈的身上都能找到答案,这不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吗?不是说你非要站在讲台上,指责哪件事哪件事我看不惯,哪件事哪件事你们还没觉悟,众人皆醉我独醒,我看出来了,我给你说出来。它不是这个课程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对所谓“时弊”也需要分析:一、你认为是时弊,他认为不是时弊,这就有分歧。二、你认为是时弊,坐在底下听课的可能就是时弊中人,他自然反感。三、更严重的,你认为是时弊,想把病人身上的病治掉,有人可能想,一针把病人扎死算了!多么大的差距和差异啊!咱们干嘛把讲台变成个辩论台啊?这是很不明智的。况且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本事,有这种机敏,有这种学养,学员站起来讲一句话,教员三句话把他讲坐下去,我们有没有这种功力还不得而知呢。
为了避免被动,避免尴尬,我主张我们这样的授课不要太轻易地开互动课,比如在讲课的某一个阶段留下十分钟,大家提问互动,我不大赞成。你知道他站起来提什么啊?他觉得你身份特殊,特别想听听你对某个敏感问题有什么见解,你在那儿临场信口讲,他在那儿连照相带录音,你还没下课呢,他就手机上网了。所以啊,别说我们这样的业余教员、编外教员,连中央党校都不轻易安排互动课。那都是党的在职干部啊。
一般安排互动课大概有三个原则。第一,要讨论小会讨论。小会好掌握局面啊,你别搞一百人、二百人,最后闹得失控,全场哗然,这多别扭。第二,事后答疑。把条子收上来,教研组回去研究,不当场作答。第二,综合答疑。不是有问必答。把问题归纳归纳,能答的答,好答的答,方便答的答,不能答、不好答、不方便的,可以回避。他提了二十个问题,你综合解答八个问题,不算没有礼貌。这说明什么?说明此类事情比较微妙,不是每个临堂教师都能够机断处置好。你想快意恩仇,一吐为快,事后可能惹一身不痛快。你个人不痛快事小,如果弄得整个平台很尴尬,政治上就被动了。我相信,多数同志都能理解。
  虽然说了三个问题,但有一个总的想法,不知你们发现这个特点没有?就是凡需要肯定的那些东西,都是暗线;凡要避免的东西,都是明线。就是要有一个暗线在心里,暗线在心中要明,明线在亮处要隐。就是说:心中定力,坚定不移;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我认为讲课的至境,应该是这样的水平。大家鼓掌,说明大家共鸣啊!如果能在讲课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把握这些问题,我们的讲课水准肯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我看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会有新的提高、新的突破。要突破,我就想再讲五个不局限,不局限就突破了。
  一,今后我们讲课,不局限于讲井冈山,而是要讲大井冈。闽西的兄弟姐妹已经参加了分会,将来还有湘赣这一块。红军根据地十二块,天下红军是一家。那么多兄弟姐妹,大家可以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联合,共同来讲红军这篇大文章。多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蹦好。
  二,不局限于讲井冈山时期,应该讲井冈山走出来的人他一生的事迹,一生的精神。这第二条说的是时间,第一条说的是空间,我们的课程设置,在时空两间都要有更大的视野。
三,不局限于子女讲父母,要讲老一代,除了讲爹妈,也可以讲其他的叔叔、伯伯、阿姨,更要讲烈士,更要讲没有后代的烈士,我们来替他们续家谱、传香火。讲到这,请允许我扯开讲讲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平台,要坚持“红后代”的底色,但是要淡化“子女”的概念。红后代是我们永远不可改变的社会身份,我以这种身份自豪,也以这种身份自律。当然,红后代也有分化,但主流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即使在某种特定的舆论环境遭到非议,认为咱们“出身不好”,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出身很好!但是呢,要淡化“子女”这个概念。
现在介绍教员身份,还是习惯于讲,某某将军的子女,某某部长的子女。也许在某一个特定的舆论环境里可能有一定的感召力,可能能增加你的公信力、说服力,但不是绝对的。
我爱说点老话,旧社会说,三十之前子以父贵,三十之后父以子贵。我们都六七十岁了,还老拿父母当身份说明,多别扭。先说我们自己好不好?先说我是谁。不要老说谭政文长子谭斌,我就是谭斌,非要把谭政文说出来也可以,请放到后头去,不当前缀,前缀改后缀。这是改革第一步。第二步,搁到后头但不入正文,加个括弧。第三步,彻底不再标注谁谁的子女,统统介绍为“红军后代”。仅此一句,此生足矣!
  四,今后我们不局限于讲故事,应该逐渐增加专题课的开发。专题课我们有没有呢?已经有了。第一课,就是三湾改编。以三湾改编专题课为学术研究基础,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篇被入选的论文。现在又有了第二课,纯粹是被逼的,急就章。上级要求我们讲群众路线,怎么讲啊?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结果真上去了,反映还挺好。说明我们有潜力,增加了自信,挺好。专题课应该定为我们深开发的一个重要方向。下一课,也有题目了:根据地建设。三湾改编讲军队建设,“拳头的问题”,根据地建设讲“屁股的问题”,讲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走来,它为什么有天然的历史合理性,共产党坐这个天下为什么理所当然,我们来做这篇文章。
  五,不局限于在山上讲,可以走出井冈,走到山外。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走到山外了,不但走到了北京城,还走进了中南海。今天,咱们研究分会的副会长、江西干部学院的裴院长坐在这儿。我们的想法,我和刘丹副会长同他沟通过。我们认为走出去有两条界限:第一,不能影响干部学院的稳定和发展。第二,不能影响我们同干部学院的合作和友谊。把持这两条,三山五岳尽管走。
讲到最后,我把萦绕心头很久的话浓缩成两句话,当成年礼献给我们的分会。我们要“用红军的思想、红军的作派,宣传弘扬红军精神”;“用革命的思想、革命的作派,宣传弘扬革命精神”。我觉得,这不仅是搞红色教育的一个方法论准则,不仅是我们言行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求,也应该成为我们同学院、同学院教职员、同学员、同社会交往的一个行为规范。
我想,将来社会上对我们这个平台、对红军后代授课团会有种种评价,我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呢?说,除了听他们讲课,想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吗?想知道老一辈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吗?去看看红军后代授课团吧,他们的思想言行,他们的接人待物,有那么一点样。如果能挣下这句话,就是对我们最高的嘉奖。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努力!
  最后要结束了,我就不设计什么更精彩的结尾了。借用近平在纪念毛主席诞辰讲话的结束语,三句话:让我们“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谢谢大家的耐心,容忍我耽误大家这么长时间。
 
            (原载:北京新四军研究会)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