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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毛泽东在新四军筹建过程中的作用

 浅析毛泽东在新四军筹建过程中的作用

 

  

 

新四军是以红军长征以后坚持在南方的各革命根据地红军游击队组建而成的一支队伍。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筹建过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起到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对南方游击队战略转变思想上的指导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项英、陈毅、贺昌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组织中央军区,继续坚持苏区的斗争。19353月,项英等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突围过程中,在给中央发完最后一份电报后,项英下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中断了与中央的联系。[1]此后,各苏区红军游击队在优势敌人围攻和追剿下,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保持了红旗不倒。

1936年“西安事变”后,项英根据从报纸上获悉的信息向指战员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统一战线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发展,必然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了。同时他也清醒认识到敌人可能趁机发起新一轮进攻,于是他写信同志给各地游击队,要求大家提前做好准备。[2]各地游击队因有准备从而粉碎了敌人1937年上半年“北和南剿”的阴谋。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内出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尽管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指示,项英、陈毅等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敏锐眼光,及时抓住机会,主动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联合战线工作在粤赣各地广泛开展。

19377月底,项英等得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从中看到毛泽东193753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上报告的摘要,项英从字里行间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根据毛泽东报告精神,经特委研究,项英用个人名义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向广大指战员宣传第二次国共合作。[3]这段史实证明,孤悬南方、独立坚持斗争的赣粤边党组织正是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报告,从中获知了党的新的精神,才开始了战略转变,从而启动了筹建新四军的工作。

在此前后,其他游击区也从不同渠道了解到党中央新的政策精神。绝大多数游击区的领导通过学习教育,使内部统一了思想,认识到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根据新形势和党中央的新精神及时转变政策。于是,坚持长期斗争的各地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救国的口号下,以各种形式要求国民党军政当局停止内战,双方开始和平谈判,以建立统一战线。

1937723,项英根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精神,亲自起草了谈判条件。729,项英委托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倡议国共和谈,以实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4]

     98日和912日,陈毅在大余池江和赣州分别与大余县长的秘书鲁炯雯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

924,项英前往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项英到达南昌后,立即打电报给叶剑英及毛泽东,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三年之久的联系,重新得到了党中央的直接领导。[5]     

仅仅四天之后,根据从秦邦宪转来的电报中得知了项英的情况,毛泽东于928日与张闻天迅速联名致电林伯渠,要求“对项英、陈毅两同志处,先令董老派人联络,告以情况与政策。” [6]此后,毛泽东多次以“洛、毛”名义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张文彬等人,对南方游击区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并就部队整编的方针路线以及具体事宜发出了多份电报。

  二、毛泽东要求南方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时防止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谈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时曾说过:“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7]毛泽东在关注新四军筹建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南方各游击区出现右倾投降主义的苗头,经常提醒党内同志警惕国民党的阴谋,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差。

湘鄂赣边区游击队在19378月份与国民党方面经过三次谈判,就释放政治犯、建立红军游击队办事处、改变部队番号等条款达成了初步协议。但随后的谈判中,湘鄂赣省委派出的代表错误地接受了武汉行营提出的国民党派人到游击队担任副司令、参谋长和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职,部分防区与保安团混驻一地以及其他不利条件。中共中央发现这一问题,立即作出指示。9月,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命令在武汉的湘鄂赣谈判代表停止谈判,返回根据地,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中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914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博古、叶剑英并转告林伯渠、董必武等,指示在他们谈判中须坚持以下原则:“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最后,傅秋涛等与武汉行营及第五十师代表重开谈判,经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双方同意将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湘鄂赣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8]

“何鸣事件”是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过程中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闽南游击区较早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19375月开始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双方626日便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是在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这一关键问题上,闽南特委代理书记何鸣拒绝其他同志正确意见,滋生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致使部队在716日开进漳浦县城集中,被国民党第157师包围后强行缴械,700余名红军指战员被俘。这一事件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发电报对此事提出处理意见。8月底,致电张云逸,指示他立即找余汉谋,要求归还何鸣部的人枪。9 14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给博古、周恩来、叶剑英发电报,指出:在国共和谈中,要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部退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9]10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要求:“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 [10]1015日,张闻天、毛泽东发电报给潘汉年转告博古、叶剑英,电文说:“甲、我们同意叶挺指挥闽粤边张鼎丞、何鸣两部,但须在叶挺及国民党同意下列条件下:(一)何鸣部人枪全数先行交还,并公开声明错误。……乙、其他地区游击队,候国民党交还何鸣部人枪并公开认错后,再行商量条件。” [11]经多次交涉,何应钦于10月下旬同意发还被扣押的何鸣部人枪,电告福建省政府办理。[12]这样才算是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此后,毛泽东在总结党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做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时又指出:“在南方各游击区……我们党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13]充分说明毛泽东对“何鸣事件”的重视。

三、毛泽东会见叶挺、项英,加速了新四军的组建

国民党同共产党谈判南方各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问题时,企图通过改编手段,达到控制、削弱这支武装的目的。在改编后的部队军长一职人选问题上,蒋介石一度提出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或张发奎来担任,对此共产党当然不答应。[14]此时叶挺从澳门来到上海会见周恩来,表达自己参加抗日的决心和愿意担任这支部队军长的意向。他也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这个意向。国民党知道叶挺已经脱离共产党,于是未得到共产党同意,于928日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名义宣布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任命。[15]

事后不久,秦邦宪等人向中央报告:“叶挺事,据他说,恩来第一次在沪曾和他提过这个办法,故他才敢活动。现已委任为新编四军军长,拨发了五万元活动费。他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16]毛泽东通过电报向南京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有条件地同意叶挺出任军长一职,并提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 [17]

11月初,叶挺征得何应钦同意后,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筹建新四军工作。毛泽东亲自接见叶挺,向他详细分析了国内形势,解释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还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表示:自己做梦都想回到党的怀抱,但目前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以自由活动,调节国共两党矛盾,为新四军争取经费。他的话得到毛泽东的夸奖。叶挺并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为叶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毛泽东亲自致欢迎词,叶挺则谦虚表示以前自己走了弯路,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18]毛泽东与叶挺会见和谈话后,党重新恢复了对叶挺的信任,同意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从而解决了新四军筹建过程中军长人选这个难题。

102,毛泽东给南京的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发电报:“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 [19]接电后秦、叶立即派顾玉良同志赴江西找项英联系。此时项英正奔波在赣南,向各地同志传达中央精神,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释放政治犯,处理各种事务。顾玉良在赣南大余池江找到项英,传达了中央最新指示。12日,项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同顾玉良经南昌赶赴南京。他们23日达到南京,随后经武汉、西安,于117到达延安。

1937 117日,项英到达延安后,洛甫、毛泽东等领导人当天就赶往项英住处看望,对这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表示欢迎,对在南方浴血奋战的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表示亲切慰问。” 洛甫、毛泽东在交谈中还告知项英:“七七事变”后党对国内许多政策作出了调整;组织方面也有许多变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进展;中央已同意叶挺担任军长,同时确定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 [20]

1214下午。也就是南京失陷后的第二天下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整编等问题。洛甫、毛泽东等多位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听取项英关于筹建新四军的报告后,毛泽东首先发言,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提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分会主席均由项英兼任。其他同志也先后发言。这次会议对新四军编组的方针、原则和组织领导的那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最后确定下来,是新四军筹建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节点。[21]

项英参加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离开延安。他在西安会同中央分派到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启程,于1223日赶到武汉,与叶挺会合。25日下午,叶挺、项英、张云逸和已经到达武汉的一批干部开会,布置了当前的工作。这次会实际上是新四军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22]由此,新四军军部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16,叶挺、项英和新四军军部从武汉迁到南昌,设在三眼井高升巷“张勋公馆”内。9日,新四军在南昌正式挂牌,对外办公。 至此,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下,新四军的筹建工作告一段落。

 

 

 

注释:

[1][4][5][8][12](傅克诚主编:《艰苦卓绝:三年游击战争》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2月第1p33p173p177p194-195p220

[2][3]刘勉玉:《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9月第1p354p355-359

 [6][11][16][17][1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3月第2p35p51p46p53p41

[7][13]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11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竖排版p381-382p383-384

[9][1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p411p425

[14][18]邹金城等:《试论叶挺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惠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叶挺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9月版p282p283-284

[15]中共惠阳地位党史办公室等编:《叶挺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10月第1p311

[20][21][22]王辅一:《项英传(修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0月第120084月第4次印刷  P261P274-275p278

 

 

   作者:陈洪模(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