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COPYRIGHT © 2018 江西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 All Right Reserved

  联系电话:13870885738  投稿邮箱:jx_n4a@163.com 通信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友竹路7号(新四军纪念馆)

赣ICP备19001705号-1  网站建设:中企动力   南昌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共中央关系新论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时间:2015年03月27日点击:156次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中共中央关系新论
易凤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史学界通常认为,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战略转移(长征)是毫无准备的,对留守苏区更是没有具体的安排和部署,完全放弃了中央苏区。但是,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与新史料的不断发掘,笔者认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是中共中央“完全放弃苏区”的余部零散斗争,而是从一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都与中共中央的战略相统一、相一致。
 
一、留守红军斗争与主力红军转移是中共中央战略密不可分的两部分
通过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并利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档案,笔者对游击战争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认为中共中央对苏区的游击战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实际上,中共中央把留守红军的斗争与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了统一战略部署。
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即着手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然而,留守中央苏区红军的斗争部署是其顺利转移的一个关键点,因此,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把留守苏区的问题与红军长征的问题结合起来,一同做了周密的考虑与安排,并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许可和详细指示。
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假如红军主力不得不实施战略转移,则“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 可见,共产国际代表把留守苏区的军事斗争与红军能否顺利战略转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它是红军主力能否成功突破敌人包围的直接因素之一。这就充分阐述了留守红军斗争的战略意义。6月16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了绝密电报,认为中共中央的兵力部署存在三个主力作战集团军,其中就包括留在中央苏区进行游击战的集团军;并再次强调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成为必然,共产国际充分认识到这一点。9月30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再次发来电报,明确同意中央红军突围的计划。并考虑到红军主力要突围到湖南,指示留守苏区红军的任务则应该“要展开持久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指国民党军)在湖南的行动”。可见,留守红军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牵制国民党军兵力,配合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为准备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的斗争也做了充分的部署和准备。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了项英和陈毅等一批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作为留守苏区的领导人;确保了苏区领导机构的完整,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军事方面,中央改组了地方部队的指挥系统,成立了领导游击战争的游击司令部和政治部,留下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及部分独立团作为坚持斗争的武装骨干,并确定了游击战争的斗争方针。此外,中共中央还做了必要的政治动员。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条件下,尽量对留守干部和军队进行了解释,对民众进行了游击战争宣传。
总之,虽然中共中央在诸如对游击战争的认识、战争态势的分析等方面存在不足,但从它对人事安排的布置、机构的设立、军事行动的部署、政治动员的宣传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它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而是把战略转移与留守苏区斗争作为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统一思考,一同做了较为详密的部署。
 
二、留守红军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长征,初步实现了中央战略意图
为了使中央红军主力早日从主战场撤退,到指定地点集结休整,留守各地方团从9月开始,逐渐担当重要角色,在侧翼牵制打击敌人。9月16日,中革军委命令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团、第二团部署在红二十三师的左右前方,到以薛岳为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六路军两侧翼活动。从9月底开始,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独立团奉令在长汀以南,阻击东路河田之敌李延年纵队前进。9月下旬开始,江西军区的独立一团与红五军团换防,阻止从广昌向宁都进犯的敌军。这些军事行动是留守红军配合红军主力转移的早期演练,也为红军主力顺利撤离主战场赢得了时间。
从10月7日起,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开始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同时,在东线战场、北线战场、西线战场、南线战场阻滞敌军,配合野战军突围。这一时期留守红军的斗争更具战略意义。在东线战场,红二十四师不仅阻止了李延年纵队的推进,而且有效地迷惑了敌人,从而使红九军团从容退出阵地,开往瑞金、会昌集结。在北线战场,从10月7日开始,独立七团、独立十一团等地方武装,逐步与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接防,并成功阻击了石城之敌前进,使红三军团和红十五师先后安全撤出战斗,开往于都集结休整。在西线战场,江西军区独立二团、三团和地方武装部署在古龙岗一带抗击来犯之敌,顺利接替红五军团防务。在南线战场,赣南军区独立团直接参与了配合野战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执行了“肃清与驱逐其当面的铲匪并封锁消息,断绝通敌大小道路交通”,以及收容伤病员、运送物资等任务。留守红军和地方部队的军事行动和后方保障使主力红军减少了后顾之忧,为其顺利通过封锁线赢得了时间。
由于各个战场留守红军的大力配合,几十万的国民党军被活活拖住,帮助了主力红军实现顺利集结,缓解了他们突围时的压力。同时,为了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保留下来,照常工作。在很长时间内,敌人都没有搞清楚红军出动的情况。当时负责“清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对红军突围时的“隐蔽”、留守部队的配合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赤匪(即红军)主力西窜,号称为‘野战军’出动。此尽匪军欺骗民众之词。其留置赣南及赣闽边境之伪中央区,及伪福建军区,所辖部队,尚达万人。其策略为用游击战术,巩固苏区;并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国军之后,使我不能拼力西剿,此其策略之恶且毒也。”从中看出,留守红军在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初步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出色地完成了它的战略任务。
 
三、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反“清剿”斗争与中央红军长征遥相呼应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新的党中央对南方苏区的斗争很重视,一再发出电令,要求中央分局转变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坚持游击战争。此时,中央的战略意图仍是不放弃苏区,要求留守红军能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坚持斗争,另一方面,也希望留守红军的斗争牵制国民党的一部分兵力,减少主力红军的压力。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实行了战略转变,从而进入了游击战争的全新时期。其他各苏区也先后实行战略转变。这一时期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基本失去联系。
对国民党而言,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一支革命武装,它是绝不允许存在的。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军队对南方各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国民党投入50多个正规团。原中央苏区演变而来的赣粤边和闽西游击区是敌军“清剿”的重点。在项英、陈毅的正确领导下,赣粤边游击区适时转变战略,一再挫败敌人的“清剿”计划。闽西游击区先后打破国民党军10个正规师的反复“清剿”。它的正规军红八团还创造了“散兵群战术”,搞得敌人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湘鄂赣、闽浙赣边、湘赣边、闽北、闽赣、闽粤等游击区的斗争同样功不可没。它们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兵力,并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为各游击区始终坚持斗争,使敌人疲于应付,不得不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到南方战场进行“清剿”斗争,从而减少了主力红军的军事压力。这就为主力红军顺利完成长征和在陕北根据地的斗争提供了有利机会。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南方游击区共钳制了国民党军正规军180个师另30个旅(各保安团不包括在内),使国民党减少了进攻红军主力的兵力,大大缓解了红军主力的压力。应该说,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是与中共中央的战略不谋而合。尤其在初期,其斗争主要是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转移,这是中央的既定战略。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也是坚守中共中央要求留守红军“保卫苏区”的任务。虽然南方各苏区的斗争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各自为战,但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它们都不知不觉间支援了中央红军在北方的军事斗争,间接地执行了中央战略意图。
 
四、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相一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开始进行,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成为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经过多次谈判,国共双方于1937年10月2日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组编成一个军。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在此国共高层谈判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斗争给予了具体指示。毛泽东一再强调“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游击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谈判,实行改编。指示表明,中央把南方游击队看成中共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正式把它纳入中央的统一战线战略。与此同时,它也为南方游击区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提供了正确方针和灵活策略。
卢沟桥事变前后,南方游击区逐步恢复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从不同渠道得到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纲领》、《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从而明确了党中央的战略。而蒋介石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游击区一面继续坚持反“清剿”斗争,一面根据中央指示实行抗日战略转变,到1937年秋冬,各游击区相继提出或开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另外,中共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迅速派人到各地传达党的方针。此时的中共中央与南方游击区,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第一次有了直接的联系,南方游击区重新得到中央的指导,并具体执行中央的战略。
虽未得到中央的指示,但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项英、陈毅把握机会,主动提出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1937年9月12日,继大余谈判后,陈毅又前往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双方达成和平协议。9月24日,为解决南方其他地区游击队的改编和赣州谈判遗留问题,项英前往南昌与当局谈判。一到南昌,他立即打电话给叶剑英及毛泽东,恢复了与党中央中断3年之久的联系。他根据中央精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协议。9月29日,项英以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发表《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正式传达党中央决定,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并要求各地听候点编。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和平的实现。
其他游击区相继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闽北与闽东游击区切实执行中央的方针和政策,因此谈判较成功。闽西南谈判由于受闽南游击区丧失警惕性的“何鸣事件”影响,曾一度陷入困难。中共中央积极协助,并要求各地须警惕国民党的和平收编阴谋。在中央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受“何鸣事件”影响的闽西南游击区、受泉州事变的闽中游击区,受瑞金事变的闽赣边游击区,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达成协议。鄂豫边、浙南等游击区在中央指示下,取得谈判斗争的胜利。鄂豫皖和湘鄂赣边的谈判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曾一度走了弯路,后中共中央派郑位三、董必武等人对其进行具体指导,终于获得成功。湘赣边、皖浙赣边、湘南等游击区,由于长期与外界隔绝,消息十分闭塞。陈毅代表中央分局到这些游击区传达国共和谈的指示后,这些游击区成功实现战略转变。
南方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后,按照中央指示,陆续下山整编。1938年1月初,国民党方面正式核定国共双方达成的新四军改编方案。按照国共协议,南方各省游击队随后编入新四军,全军共10300余人。新四军的正式组建成为国共两党合作政策的又一大成果,是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南方实现的标志,也是南方游击队与中共中央战略统一的又一体现。新四军组建完毕后,他们先后开赴抗日前线。至此,南方红军游击队顺利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配合主力红军转移”、“牵制国民党军”、“实行抗日战略转变”等战略任务。
 
 
 
 
 
(作者:易凤林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