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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思想政治工作

 
论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思想政治工作
谢一彪(浙江绍兴文理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党组织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克服“左”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争取广大苏区群众,打破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抗日战争的支点。
 
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时,中央苏区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就是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掩护主力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前,毛泽东又在瑞金召开“青山会议”。毛泽东对参加会议的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明确宣布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着重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10月15日,毛泽东在赣南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主要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目前主要任务是“团结人民,迅速组织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开游击战争。” 12月26日,中央苏区政治部印发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再次强调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以反对敌人保卫苏区。12月29日,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又在瑞金、瑞西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再次强调中央苏区党组织目前的紧急任务就是动员和领导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
中央苏区党组织在游击队内部重点开展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右倾悲观主义的斗争。红军主力转移后,一部分同志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存在依赖思想,以为红军主力在湘西打几个大胜仗,很快就会回师反攻,恢复中央苏区,主张将部队集中起来,与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死打硬拼。陈毅耐心开导:“这些留下来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应该保存革命力量,蓄势待发。而另一部分同志则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信心不足,主张消极埋伏起来。陈毅既强调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目前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还有更困难的局面。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由于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抗日战争必定爆发,国共合作一定实现。“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几个人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个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中央苏区党组织屡次召开会议,学习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及时纠正盲动主义和悲观主人义两种错误倾向,增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中央苏区党组织号召苏区人民武装起来,加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0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联合颁布《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人民“最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武装自卫,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帮助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它容易取得最后的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10月18日,项英又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再次号召苏区人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国民党军队侵入中心地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使红军主力更容易取得最后胜利。苏区人民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拿起武装,袭击敌人,打击敌人,迟滞敌人的进攻。
中央苏区党组织也加强瓦解白军工作。中共中央指出:“瓦解白军,号召他们暴动,拖枪过来的宣传鼓动,我们不但能胜利地保卫本村本乡,而且我们将使敌人全部溃灭,使苏维埃红旗飘扬全国。”项英强调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加强瓦解白军工作,组织他们起来暴动,将使蒋介石的严密封锁毁灭殆尽。1934年11月7日,中央政府办事处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要求“白军士兵兄弟,莫听军阀欺骗。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冤。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布告》在国民党士兵中引起很大反响。苏区党组织在严峻的形势下,并未放松瓦解白军工作。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初期,中央苏区党组织在党内开展了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政治动员,及时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错误,加强了瓦解白军工作,顺利地完成了由正规军向游击战的转变。
 
自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突围至西安事变爆发,是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最为艰苦时期。中央苏区党组织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红军游击队在赣粤边、汀瑞边、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清剿”与经济封锁。苏区党员以农民占多数,受农民落后意识以及游击战争环境的影响,加上缺乏上级领导经常的指导与监督,党内滋长了游击主义错误倾向。为此,苏区党组织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主要材料有《列宁主义概论》、《论“左”派幼稚病》等,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建立和健全各种法规制度,加强作风与纪律教育。项英和陈毅亲自编写了《群众工作者必读》、《红色指挥员必读》,规定了游击队的五大任务、十项注意。建立经常的巡视制度,领导干部定期下基层指导工作。苏区党组织转变领导方式,特委领导到县委指导工作,县干部下到区委和支部,形成个人负责制,以加强各地党的直接领导力量,从而确保即使在最紧张的斗争环境中实现党的正确领导。苏区党组织及时开展反对游击主义的斗争,克服党内不良倾向,保证了党对游击战争的正确领导。
国民党实行自首政策,引诱游击队的动摇分子投降叛变,加上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时常发生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现象。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红军游击队中进行革命气节教育,积极开展反叛徒斗争。苏区党组织编写了《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等教材,坚持进行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教育。项英和陈毅经常给队员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保持红军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经济民主。经济上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游击队官兵一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苏区党组织按照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正确地处理了五种不同情况的人。由于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大部分队员均表示坚持革命到底,决不动摇。苏区党组织在游击队内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坚持了队员的革命斗志,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巩固了部队。
苏区党组织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争取群众,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国民党为了彻底消灭红军游击队,专门制定了《封锁匪区纲要》,颁布了《断匪接济办法》,对游击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党组织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成三五人一组的武装工作队。苏区党组织制定“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工作方针,提出干部群众化和职业化的口号,要求干部和队员学习一门手艺,以发动群众。干部、战士与群众打成一片,先在游击区扎根,再将工作推向赤白交界区。然而,由于国民党异常残暴,动辄烧杀群众,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致使不少群众迷失方向。苏区党组织审时度势,在政策上进行调整,对待落后群众采取特殊慎重的态度,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支持游击战争。由于苏区党组织争取群众的工作细致入微,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深受群众的拥护,打破了国民党的严密封锁。
苏区党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争取国民党军队,瓦解保甲制度。凡是重大事件,苏区党组织均以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文告和宣言,发表重要文章,以表明态度,及时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以瓦解国民党军队。“华北事变”发生时,项英和陈毅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告士兵书》,提出“抗日救华北!”“全国联合,一致抗日!”。苏区党组织采取“孙行者钻到牛魔王肚皮里去”的战术,派人到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在粤军第一师和第二师以及国民党第四十六师中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并且制定了赣粤两省白军暴动计划。项英和陈毅在赣粤边游击区经常召开白军兵运工作会议,指导瓦解国民党军队工作。苏区党组织采取“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的区别对待政策,以争取国民党的保甲长。仅仅对绝少数顽固不化、罪大恶极的保甲长予以严惩。苏区党组织有计划地派遣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绅士担任保甲长,使之成为革命的“两面派”。中央苏区各游击区转入游击战争后,苏区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了党内的游击主义倾向,基本上制止了游击队的叛变投敌现象,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进入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渡时期,苏区党组织彻底转变工作方法,由秘密转为半公开、公开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迎接联合抗日形势的到来。苏区党组织正确分析形势,在党风开展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部分同志对合作抗日持怀疑态度,认为国共合作乃幻想,进行了十年内战,仍在进攻游击队的国民党,不可能与之合作,切勿上当受骗,被一网打尽。不赞成统一战线,不愿放弃土地革命口号,甚至认为国共合作乃“阶级投降”。陈毅对此提出批评:“这种想法在本质上是好的,表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但这是机械的阶级斗争观念,不能适应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容易陷于孤立。”也有部分同志产生松懈麻痹情绪,以为国共合作,能够过太平日子,解甲归田,马放南山,不必再在山上受苦。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不再存在阶级斗争,统一战线乃“一切服从国民党”,对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的行为缺乏政治警觉性。项英对此反复强调统一战线必须严格遵守三个条件:一、党的独立性的保持;二、批评自由;三、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争取。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以闽南红三团丧失政治警惕性,在漳浦被国民党军队缴械的“漳浦事件”为案例,重点开展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苏区党组织统一了党内思想,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广大党员干部对由“反蒋”转变为“联蒋”,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保证了国共合作政策的实施。
中央苏区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告群众书》,赣粤边特委颁布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民众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及地主民团的游击战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红军游击队在公路上拦汽车,在河道边拦船,散发传单,进行宣传,有的还到市镇上举行飞行集会,甚至将抗日口号写在竹片上、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或投入大江小河,流往城镇。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使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入人心,得到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热列拥护,连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绅士也赞叹共产党深明大义。苏区党组织还及时调整对敌斗争策略,由秘密转为公开,由内战转为笔战,重点开展与国民党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赣粤边特委颁布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宣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告粤军书》,提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表示愿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游击区,让游击开赴抗战前线。赣粤边特委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第四十六师致函,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以配合全国抗战大计。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也以张鼎丞、邓子恢个人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各地同乡会、知名人士、同学和亲友写信,表明红军游击队顾全大局,愿意停止内战,停止土地革命的态度,希望他们能推动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苏区党组织的强大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不得不表示同意国共和谈。
中央苏区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和平谈判,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一方面,国民党提出许多苛刻条件,阻碍和拖延谈判;另一方面,却以国共合作为幌子,要游击队下山“自新”,收编为国民党军队。苏区党组织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自新纳降投诚”的谬论,严厉谴责国民党地方当局违背国共合作精神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军队也陆续撤离游击区。苏区党组织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制定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条件。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向赣南国民党地方当局提交《合作意见书》(草案),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进攻游击区,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并保持独立的建制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即义勇军和八路军同等对待;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保障抗日言论和行动自由,不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追缴以前的租税债务;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释放政治犯。闽西南军政委员向国民党地方当局提出七个合作抗日的条件,红军游击队为表示联合抗日的诚意,作出四项保证:自动停止对国民党的攻击行动;二、自动停止土地革命,停止打土豪筹款;三、取消红军番号,自动改名为抗日义勇军;四、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织,以便建立地方民主政权。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苏区党组织在由国内革命战争过渡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时期,及时纠正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党的救国主张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迫使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与红军游击队的合作抗日协议,促成了中央苏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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