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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是长征胜利根基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长征

理想信念是长征胜利根基

 

    弹指一挥间,红军长征那段光辉的历史已经过去了80年。沧海桑田、人间巨变。昔日积贫积弱受尽列强欺凌、多数人饥寒交迫的国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长缨在手”的军事斗争式样也早被机械化、信息化取代。不过,如今我们立足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现在的人们如果想具备深远的眼光,不忘初心,还是应该温故知新,通过反思前辈所走过的道路来为未来的发展定下正确的坐标。当年红军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够坚持长征,靠的正是后人所称的“革命理想高于天”。如今的新一代应该思考——万里征途中那些舍生忘死的革命者的理想是什么?这些追求对今人又有些什么启示呢?

 

    打碎旧制度建设新世界

 

    “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这句当年遇到困难时便用于激励斗志的常用语,几十年来为亿万中国人所熟悉。红军从创建之初便在井冈山一类穷乡僻壤斗争,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辛更是常人难以想象,若换成别的军队早就会散伙,红军却能“艰难奋斗而不溃散”,其根本原因就是有坚定的奋斗理想,就是参加革命的“初心”。这一理想信念,按照毛泽东的概括就是——“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马克思通过研究社会发展史,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从小到大,能够动员起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浴血奋战,恰恰也是由于满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打土豪、分田地”这些朴素的口号,反映出最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此能使这些分散的自然经济下的小私有者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书写下了“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可歌可泣篇章。

 

    那时,参加暴动当红军者大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低层次的要求——生存和温饱。国民党当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且只知压榨民众,共产党却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大众指明了解除苦难的方向,于是才有那么多人参加到红军的队伍中,并为本阶级的解放浴血奋斗。

 

    近代中国,由于外来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阶级、官僚买办的深重压迫,只有极少数富豪享受到现代物质文明,社会底层的农村民众深受残酷压榨,社会贫富极端分化。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红军长征开始那年即1934年的日记所载,“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这一年整个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按当时的银元计),这些党国要人的资产便富可敌国,若算上下面大小官员和豪绅们的财富,国内绝大多数资产都掌握在这些权贵手中。当时城市的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都只有几个银元,农民更是多数食不果腹,1931年的大灾中饿死上千万人。

 

    在旧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和下层士兵绝大多数是文盲,他们一开始奋起追随共产党、参加红军不是出于追求抽象的理论定义,而是要满足最基本的物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从1923年就最早提出要重视农民问题,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从1927年发动暴动建立赤色军队和根据地开始,至1933年南方红军就发展到20多万人,苏区发展到1000余万人口。随后,在无法打破国民党的重兵“围剿”时,南方各路红军从1934年起至1936年又不得不放弃各根据地向西北转移,即开始了万里长征。在这种革命受到空前挫折的情况下,参加长征的大多数指战员仍然坚信自己的理想,认定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最终一定能被打碎,革命必然胜利。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参加长征的人都经常看到战友在身边倒下,自身也时时面对着死神威胁。他们却坚信参加红军的初衷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解放,还是为了自己的亲人、自己的阶级的解放,纵然本人付出牺牲,最终会迎来整个社会的光明前途。如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6000余人,幸存者们仍前仆后继而不动摇。当年的长征英豪能够不畏艰难和牺牲,中国共产党人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恰恰是支撑起长征精神的擎天柱。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在那个年代艰辛探索的最大成果,就是使革命理论赢得了广大下层群众的支持,动员起几十万人参加红军并成为钢铁的战士,最终使当时的弱势群体战胜了官僚买办精英,从而实现了社会的根本改造和中国历史的伟大进步。

 

    解决农民问题唤醒革命力量

 

    作为红军主要成分的参军农民,是共产党进行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孙中山虽然强调过“唤起民众”和“平均地权”,国民党人却否认阶级斗争,并代表地主豪绅和官僚买办的利益,不肯改变土地制度,导致其统治在人民革命中被推翻。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至1949年这22年的革命战争中,始终抓住了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个要害。毛泽东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便是通过解决农民问题,领导全党全军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1929年,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成熟的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其核心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而且归他们私有。一部《兴国土地法》的颁布,马上在兴国县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巨大成效。在这个毛泽东所称赞的“苏区模范县”内,由于最彻底地实现了土地革命,便出现了最大限量扩大红军的成果,全县28万人口在五年内竟先后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队伍中,就有2.7万兴国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当时形容长征走一里路,就会倒下一个兴国人,到达陕北时红军队伍中只剩2000兴国人。后来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浴血牺牲,革命战争胜利时解放军中的兴国人仅余几百人,其中有54人成为开国将军。

 

    代表大地主豪绅和官僚买办利益的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有着刻骨仇恨,用尽最残酷的屠杀手法予以镇压。当时在鄂豫皖根据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的家庭惨剧,就是国民党当局及其依靠的豪绅武装实施残酷屠杀的一个写照。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旧中国反动统治者的超量剥削及其对反抗者的凶残镇压,只能促使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只有推翻那个黑暗腐朽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自己和自身的家庭乃至全体劳苦大众才有希望。他们不仅自己为这一理想而奋斗,所到之处又向同样受压迫的劳苦群众宣传,就是在万里转战的长征路上也不间断。

 

    在长征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难以实行土地革命,发动群众,除红二十五军外的各部都无法在陌生区域中建立新苏区。中央红军到达国内仅存的红色根据地——陕甘苏区时,才终于站住了脚。尽管有这些困难,红军长征所到之处仍注意宣传和发动群众,不仅为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还把恶霸地主的不义之财分给群众(在多数地区因过路仓促还无法分田地),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然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大力支持的回报。

 

    毛泽东曾形容“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各支长征的红军都是一路走,一路以实际行动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中央红军长征中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其间打开官府粮仓救济穷苦群众,并以解放“干人”(贵州对穷人的称呼)的宣传动员了3000多人参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即东征山西,迅速以翻身解放的号召动员了7000余人入伍。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一面走、一面打土豪并发动群众参军,人数由出发时的不足3000人至结束长征时发展到4000多人(其中包括留在陕南新根据地的千余人),成为唯一的在长征中人数不减反增的红军部队。长征途中的宣传能迅速让群众参军的事实,表明红军解放人民的精神动员能感染众多苦难的人民,从而能调动起革命的力量。

 

    坚持群众路线拨正革命航船

 

    长征能坚持到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靠的是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这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军队内部领导与战士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激励大家面对险关“迈步从头越”;军队对外爱护和动员老百姓,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征途上得到群众的支援。

 

    红军队伍中指战员的个人出身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革命理想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为改变现实苦难境遇的翻身农民。红军领导者大都出生于生活条件和文化教育相对较好的家庭,有许多人有留学国外的经历,如周恩来留学过日本、法国,张闻天留学过日本、美国和苏联。红军下级指战员大都属于《国际歌》所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在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中,前者是火种,后者是干柴。前者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为“解放社会”而奋斗,后者则是从“解放自己”逐步提升觉悟而投身于解放全体劳苦大众。

 

    在顽强奋进的红军行列中,革命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者引导着前进的方向。其中有力挽狂澜、领袖群伦的毛泽东,从死亡线上挣扎着过草地的周恩来,“意志坚如铁”的总司令朱德,人称“明君”的党内总负责张闻天,每天忍受“刮骨疗毒”般痛苦的王稼祥,负责长征启程和收尾的任弼时……普遍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体是自己最可依赖的引路人,因而能坚定地跟随。当红军危急,已接近天穹崩塌的时刻,是毛泽东以“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擎天之志,以非凡意志以及对革命事业必胜的自信,领导中央红军冲出重重围堵,并以胜利到达陕甘宁显示了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引导着另外两支主力红军也跟随到达。

 

    毛泽东本人动员群众和激励指战员的才能,堪称将统帅和政治鼓动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一向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洋顾问李德,在其晚年题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曾竭力攻击毛泽东,同时却也承认毛泽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并描绘其亲眼所见说:“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这种令中国农民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为之倾倒的魅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农家子弟”出身的毛泽东,而不是长自高门又食洋不化的其他领导人,遵义会议能起到拨正革命航船的作用,也在于选定的领导人毛泽东能引导革命军民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通过长征的考验并总结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到达陕北后才在政治上真正完全成熟,从而能根据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根植于古老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革命,包括红军的长征,是人类在20世纪实现社会变革的一次伟大实践,改变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新中国后来的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如今的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向信息化迈进,却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使我们民族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使共产党人最终的理想得以实现,后一代人从红军前辈身上所能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不也应是那种为理想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吗?!

 

                       (作者徐焰为国防大学专业技术二级教授、少将军衔)

 

 

 

(作者:佚名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