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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洁: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

在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中
 
孔洁
 
沸腾的芦苇草荡
    垛田原先四面环水,一面朝天。在少有可耕的土地(埂岸)上除种植油菜、瓜果、蔬菜外,便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草荡。这儿是水网地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然而,在解放前人们即使超负荷劳动,拼死拼命干活,也只能是糠菜半年粮。如遇天灾(洪水、虫灾)人祸(伪政府和匪兵的敲榨勒索),少说要有三分之一的贫民百姓流离失所,携儿带女,奔走他乡乞讨度日。过去人们只知道安徽有个穷“凤阳”(县),当时的垛田(乡)并不比“凤阳”强。
    穷则思变。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救星共产党,就在日本侵略者和汪伪军于1 94 1年初侵占我兴化县城的同时,在我们村(孔戴舍)周的草荡内放射出耀眼的曙光,人们奔走相告“我见到了新四军、见到了共产党!”
    草荡。这天然的蓬帐,在抗日、解放战争中孕育着革命的火种。一大批龙腾虎跃有所作为的青壮年在草荡里接受革命的熏陶,茁壮成长。张皮垛的张松发,张家安子的张英,秦家舍的李坚,北腰舍的耿玉喜及作者本人都曾在草荡中受到过培育,而后奔赴各自的领导岗位和国内外战场。草荡,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也闪闪发光。
当时民主区政府无固定住处。垛田的每个草荡都是他们的办公战场。区委书记徐迭和戎杰(女)、田洪、张洁(女)、高原等主要负责同志的重大决策几乎都出自在高、杨二荡,南北腰舍,孔戴舍,张皮垛四周围的草荡。我游击健儿往往都是从草荡接受请战命令,然后主动出击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用枪杆子保卫人民和村庄。
    环境险恶,敌人猖狂。我们白天只能埋伏在芦苇草荡。就这样,叛徒沈致祥、刘志高两眼总是盯着草荡,他们经常集中部队对我草荡张网,由于我耳目灵通,致使他们十有八九扑空。有时我们见到敌人还故意出来亮相,把他们引进村庄。北腰舍一仗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叫爹叫娘,后来敌人扬言要放一把大火烧毁我垛田全部草荡。夜间,我们走出草荡,好似神兵从天而降,展开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搞得敌人忧心忡忡,六神无主,惶恐万状。
草荡,我们垛田的草荡,和沙家滨内的“阳澄湖”一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人们赞誉她为革命的火种。是藏龙卧虎的地方。
 
 从鬼子刺刀下脱险
    1944年初夏的一天,我区委、区政府徐达、田洪、高原等几位领导同志分乘三条木船在王家塘(位于孔戴舍以北张皮垛以南各三华里的地方)大河东草荡内开会。为安全起见,那天田洪同志交给我一支“勃朗宁”小手枪(子弹10发),要我在草荡西北角一条高岸上放哨,监视兴化县城方向从水路来犯之敌。并交待我如发现敌情,可向开会的方向鸣枪三响,让开会的同志安全转移地方。
    下午四时许,轰隆隆的马达声响起。我环顾四周,从我监视的相反方向(由南向北)一艘打着“膏药旗”的铁壳船向北驶来,快要经过我们开会的草荡。这情况来得突然,我估计在开会的同志比我早听到响声。或许早已安全转移,这时我既不能再鸣枪,更不能迎着敌艇淌水去芦苇荡。考虑再三,主意拿定,就地埋伏藏在半人深的芋头丛中观看敌艇如何通过暗桩(此处为江堰河,三天前我们刚刚发动群众在这条大河下面埋设了排排暗桩)。敌艇越来越近,突然,咔嚓一声巨响,铁壳船在我面前触上暗桩搁浅了。站在船头上的鬼子兵急得直蹬脚,张开嘴巴哇啦哇啦叫个不停。尾随在铁壳船后面的1 0多条民船上的二鬼子(伪军)为讨好其主子(日本兵),一部分人把船划到岸边登上制高点力其放哨,一部分人在头头命令下跳入水中为搁浅的铁壳船排除障碍,同时还有五、六个日本兵跟伪军一道来到我藏身的这条岸上朝四面八方察看情况。有两个鬼子兵双手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跨着腿就站在我侧面几米远的田头上对空打了几枪。明晃晃的刺刀我看得一清二楚,只要他侧身过来一伸手刺刀准能刺到我的身上,当时我也真想放倒两个鬼子。但考虑到手枪杀伤力太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目标。我沉住气,继续伏在那半人深的芋头行间观察敌人的动静。直到夕阳西下,搁浅的铁壳船才又发出轰隆隆的马达声使劲儿冲出暗桩向北驶去,这时十几条伪军船队也一溜烟跟在侵略者的屁股后面驶向县城方向。
    从那以后,日本鬼子和伪军下乡扫荡坑害人民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大大有利于民主政府开展革命工作。当时老百姓都夸民主政府发动群众砍树、捐木头(砌房子和做棺材的木头),在敌人经常出入的河道下布设暗桩,是给敌人的一大威胁。
 
   “死讯”传遍四面八方
    抗战胜利不久(1945年10月),国共两党(蒋介石和毛泽东)在重庆谈判达成协议,并签定了“双十”(十月十日)协定。人们都以为打败了日本鬼子,国共两党又都作了诺言:“要携起手来共同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美好国家”。然而,由于国民党妄想独吞胜利果实,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派出数百万大军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一大批逃亡在外的伪乡、保长、地主恶棍、兵痞、流氓各种社会渣子也勾结起来组成“还乡团”,随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各自村庄,对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的进步人士和我抗日军烈属以及广大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其面目之可恶,手段之毒辣,使人触目惊心。好端端的村庄一时间被搞得乌云密布、天昏地晴,大有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势。
    我村(孔戴舍)有一个地痞流氓孔样松,还乡后当上了伪保长兼联防大队长,伙同伪保丁孔凡德在村内对进步人十加以迫害的同时,对我抗日家属采取报复手段。首先抢占我家三间草屋,将我全家人赶出家门,然后又在我家大门框上钉一块“匪属”黑牌子,并宣布此房屋给他们做保公所。还一再扬言要对抗日家属施以野蛮酷刑,准备用一只大水缸倒转过来,将我母亲置于缸下面。再在四周同堆满干柴草,点起熊熊大火燃烧,将缸内抗属活活烧死,名曰“炕熟”(抗属)。后来由于我区大队游击连在周围村庄接二连三惩治厂“还乡团”一批坏蛋恶棍,加上全村人都是孔姓后代,或许出于宗族的缘故,这才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伪保长在村上内心空虚,故作镇静,编造谣言对群众说,前几天和平军”(伪军)在东乡(指竹泓一带)给“共匪”区政府和游击连一个重重打击。高原区长被当场活捉,他的警卫员(指我)刚想掏驳壳枪还击,就被和平军一枪打倒沉入河底去了。群众听了他的话,为我捏了一把汗,“门头”上有些人还偷偷流了泪,虽说也有人半信半疑,但谁也不敢张声。我的“死讯”传遍四面八方,铭记在许多入心上。
    事隔没几天,我村一菜农孔凡云去我驻地卖青菜,他见到我一惊,继而吞吞吐吐想说些什么。我忙问他村上发生了什么事?他这才把伪保长孔祥松造的谣言断断续续向我说了一遍。我对他说:“我们四周围都有敌人,打仗的事天天都有发生。有一次我和高原区长同乘一条民船去××庄开会。船行高家荡(敌据点)以东,竹泓港(敌据
点)以西的老家舍附近的草荡一条小河沟内,发现前面大河里有好几条民船上坐着黄狗子(伪军)。他们似乎也发现草荡内有一条小木船飞快的向东北方向划去。于是便对我船前进的方向鸣枪,要我们停下。然而我们的船老大非常精明,一刹那功夫就将我们乘坐的这条小木船七拐八弯地闪到一个杂草丛生的芦苇荡里隐藏了起来。敌人当时也划来两条小船,在我们周围兜了几圈,对草荡内喊了几声,放了一阵乱枪便将船只划回头和其他敌船一道儿向东划去,龟缩到竹泓伪据点内去了。
    卖菜的老农民孔凡云是我家“门头上”的可靠之人:我交待他两点,一是要他回去千万别说在某地看到过我,免得给他招来麻烦,二是请他秘密告诉我母亲一声,好让她老人家放心,但是还要她假装失去儿子悲痛心情。后来我母亲还是照样三天两头跑到村东头,面对我“死去”的方向大声啼哭。伪保长、保丁有时也假惺惺对我母亲说:“你光在家哭有什么用?赶快到东乡去把死者‘尸首’搞回来埋啦就算了。”我母亲边哭边对他们说:“我儿子是被你们的和平军打死沉到河底下去的,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呢?再说,天气这么热,即使‘尸首’现在浮出水面,我们也不会认识了。”说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哎!你别说,这办法还真管用。后来他们对我家的管制放松了一些。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后,我第一次回到本村,乡亲们才向我详细的谈了以上经过。这时候在灯光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约而同的放声大笑起来。笑我平安归来与全家人团聚,笑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垮台,笑我村还乡团和地痞恶棍统统被抓进了监狱。
 
      中秋之夜肉搏战
    “月到中秋分外明”。1947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一轮明月特别明亮。这中秋之夜,在溱潼独立团驻地东浒垛发生了一场包闱与反包围面对面的肉搏战,说来真可谓惊心动魄。
    这天夜里,我团除刚部文职人员和县武工队(也叫短枪队)留在驻地外,其余主力部队都出击敌据点“佯攻”敌炮楼(硼催)去了。当时佯攻的目的主要是警告敌军在中秋之夜不要出来扰乱老百姓过中秋节,同时也不让他们安静的在“土围”子内花天酒地领着家人“赏月”。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晚我们留守在团部的文职人员中,有相当一部份是从江南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在“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往年和家人一起过中秋赏月的情景。为了打消中秋之夜的寂寞,作为本乡本土的我,掏出一元钱“抗币”找老乡买了五六斤糯米回来,打算煮糯米饭,再拼凑一些钱,到街中心熟食店买点小菜和水酒痛痛快快过中秋节。我提起淘萝顺手拉着站在身边的宣传股长何深(上海人,延安抗大学生)一道去河边淘米。刚到河边,脚还没有踏上码头,便听到河对岸一人高的芦草丛中有响声。我们猫着腰借着月光仔细朝草垛望去,见有人走动。我俩同时意识到:“我们被敌人包围了。”便一口气跑回团部,并派人立刻去通知武工队的宋大庆队长。他当机立断布置全体武工队战士爬上房子屋顶,放敌人进村进行巷战。要我们团部留守人员赶快从村北的一条(长约五米的)木桥上突围向北(我营房驻地)撤退。当我们刚走上木桥一、二米远,就遭到河东河西两边敌人的机枪夹攻射击。走在我们前面的炊事员王夸子被击中落水了,我继续往桥北头冲,刚冲到北桥头便听到后面扑通一声水响,跟在我后面的一名文书又被敌人子弹击中落水沉下去了。
    冲过桥北头没走多远,发现一处乱坟堆,我找了一个隐蔽点伏在那儿。心想作为《顽强》报的负责人我要看到战斗结束,好写战斗文章报导。后来包围我团部的敌人终于冲进驻地和武工队员进行直接巷战,面对面的肉搏战。战斗进行到深夜,我出击敌据点的主力部队在返回途中,听到团部驻地有激烈的枪声,知道我团部被敌人包围了。团长陈连标立刻布置战斗连队进行反包围,由武工队向外打,我返程部队往内打,将来犯之敌夹在我军中间狠狠地打。
    这一仗从晚上九点一直打到鸡叫三遍。敌人找了一条退路,从西南方向逃走。天亮打扫战场清点人数,我军伤亡四人,敌军死伤人数正妤是我十倍。我们还活捉敌军俘虏多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数十支和一大批子弹。获得了反包围的大胜仗。
    对于我军刚出击,敌人就集中到如此多的兵力向我包抄过来,人们产生了许多疑问,怀疑我军内部有奸细,后来通过调查并从俘虏口中获悉,这次包围我们团部的敌军有两个营(六个连)800多人的兵力,配有轻机枪20余挺。是我团部事务长徐××派他的老乡给边城(敌据点)内一个熟悉的反动头目送去的情报,要他们前来攻打。
经团保卫股查实后,没出一星期,我们在驻地召开了有全团战士和当地群众千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会后就地公开处决了这个可耻的内奸、叛徒。
中秋之夜这一仗打过之后,我们在溱潼(现在大部份属兴化)管辖区内展开频繁活动,经常主动出击敌人。有著名的扒柏林大捷,歼敌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 0余挺,生俘敌营长以上官兵40余人,从此我们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希望。
 
 榴弹张开口  子弹要出膛
    我前面曾经提到过“从鬼子兵刺刀下脱险”。没想到事隔二年到溱潼独立团工作后又碰上一次。1947年的夏天,我在团政治处负责办《顽强》报。一天下午团长陈连标(外号“老没事”)委托参谋长沈保民将我找去,向我交待一项特殊任务(这已是第二次了),要我披麻戴孝装扮成奔丧的样子,到敌人控制的夏家白(离边城据点三华里路)去以购买香烛纸马为名,摸摸敌人在那儿活动的规律:几天来一次,上午来还是下午来,他们下来都干些什么?何人接待他们?
那天外面正下着蒙蒙小雨,我刚走到夏家白庄东头的小木桥上。突然听到庄西头响起了零星的枪声,枪声离我越来越近,过了桥快步向南拐了一个小弯子。就在这拐角处第一家大门口见到一对老夫妇坐在一张小方桌子旁边剥蚕豆。一老人见我走的有些慌张,用神秘的眼光对我上下打量一番,似乎看出了我是从“北边”(指新四军)那儿来的人,二话没说,忙将我拉进他家的西房间。掀开蚊帐和垫在床板上的草席,又掀开二块木床板将我隐藏在床铺下面,要我沉住气别讲话,外面由他应付(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二位老人是我军属,他们有个儿子也去当了新四军)。不一会儿功夫,闯进来五、六个“黄皮”(伪军)口内骂骂叽叽地问坐在门口的二位老人。“喂!老家伙,你见到新四军的人从这走过没有?”老人摆摆手,没等老人回答,只听大门哐一声被踢开了。有二个“黄皮”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走进了西房间(这是一间老式房子,窗口很小,加之外面天阴、房内漆黑一团,什么也见不到),掀开床上的蚊帐,先是用枪托重重地击床板。见床底下没响声,顺手掀开一块床板用刺刀向下面乱戳了几下,并喊着:
“下面有人快给我滚出来!”这时我在床底下将身子紧贴在西北角的墙根处,一手扣着六轮手枪的板机,一只手指头伸进了手榴弹的引火线,只要敌人的刺刀戳到我的身体,我会同时扣动板机,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就在这下钧一发之时(没等敌人离开老人的家),庄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清楚的听到(只有我们溱潼独立团三
连才有的)“弯把子”轻机枪声。我打心内高兴。我们团的主力部队在庄外与敌人交战起来了。刚才还在庄内追捕新四军的“黄皮”这时候也慌作一团,向西南(边城)敌据点方向逃窜了。二老人忙走进房间将我从床板下叫出来。并对我说:“快出来吧!北边的新四军打进来了。”当时我不停的向二位老人表示感谢。正欲出门便看到团部文化干事徐正芳从这家门前通过。他说:“你没事吧?刚才沈参谋长还在派人去找你呢!”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们的主力部队正在那一带活动。团首长不放心,是叫我装扮成奔丧的样子去打听敌人活动情况的。谁料正好碰到了从边城据点下来扫荡抢粮的一股敌军,给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结束,敌军丢下七具尸首、三个“活口”(俘虏),我军无一伤亡。
天黑,我们胜利返同驻地。第二天下午我们在驻地召开祝捷大会,舞台搭在庄中心的打谷场上。我上台唱了“扬州小开口”和“张皮垛哭青菜”,江南来的同志演出货郎担“药草梨膏糖”。那时战争虽艰苦,战友们的乐观情绪一直高昂。
 
 
孔 洁  原南昌铁路局技校教研室主任
江苏省兴化市人,1926年4月生,1943年10月参加革命,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兴化县临城乡孔戴武委会副会长、苏中军区兴化县独立团临城区游击连警卫员、文化教员。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华中2军分区溱潼独立团政治干事(主办《顽强》报)、华东军区警备7旅19团《前哨报》记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铁道兵第七师主办《工地生活报》。1952年起,历任29军86师政治部宣传科助理员、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指挥部《铁道战士》报负责人、《铁道兵》报编辑组组长。1957年转业,历任上海铁路局南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州铁路局《前线铁道》报副总编辑、南昌铁路局技校教研室主任。
授奖情况:1946年,在苏中溱潼独立团主办《顽强》报期间,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1次;受团党委登报表彰1次。
1982年4月离休。
 
   
(作者:孔洁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