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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董必武抗战二三事:为国谋团结 奔驰大后方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不禁想起父亲董必武,正当半百至花甲之年,为争取抗战胜利、国共合作抗战与合作建国,曾与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南京、重庆等中心城市开展联络团结工作,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对朋友的精细体谅,对自己的严谨自律,为我们这些子女做了一个好榜样。父亲在世时很少对我们讲述他当年的所作所为。现在回忆起来,只能就自己所知一二写出来鞭策自己以为纪念。
 
  指导熊向晖“深入虎穴”
 
  1937年9月,父亲奉命代表中共离开延安奔赴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父亲看来,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整个抗战期间,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既有联共抗日的一面,又有限共灭共的一面,既有开放有限民主的一面,又有坚持一党专政的一面。对这种具有两面性的同盟者,必须坚持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策略,预作两手应对的准备,才能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并争取国共合作建国。
 
  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这种团结与斗争,父亲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心城市的十年经历是多方面的,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两件事,从中可窥见一斑。一件事发生在武汉,一件事发生在重庆。
 
  发生在武汉的一件事,是父亲协助周恩来,一致决定派遣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到军事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开展战时服务工作。
 
  据熊向晖回忆:1938年1月的一个夜晚,他渡江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父亲接见了他,向他分析了胡宗南在国民党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从胡宗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胡宗南有抗日的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先生国民革命的旗帜,同时对共产党还有戒心。父亲着重说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我们要吸取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同盟者国民党右派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而招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针对熊向晖的特点,父亲还详细地向他转告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求他需要特别注意之点:一是不要急于找党,要独立决定问题,不论时间多长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二是隐蔽共产党员身份,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奋斗目标,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并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三是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但也不宜过亢,绝不可骄。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父亲最后叮嘱熊向晖: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周恩来和父亲当时对国民党顽固派两面性的预见是正确的,在贯彻中共中央对国民党诚心实行帮助方针的同时,预作自卫防范的准备也是必要的。他们所布下的闲棋冷子,被胡宗南送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委任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胡宗南历次企图武装“闪击”延安的谋划,由于熊向晖及时提供准确详尽的情报而了如指掌,争得了战略主动权,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
 
  发生在重庆的一件事,是父亲在国民参政会上舌战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
 
  1943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中央整风学习,全面领导南方局工作的重任就落到了父亲的肩上。当时,正值蒋介石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国民党又于9月操纵召开了炮制反共决议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国民党顽固派玩弄手段,派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中央委员王世杰出面邀请父亲与会,声言决无利用会议反共的意图。但至会议的第四天即在同月21日的会议上,何应钦在其军事报告中实行突然袭击,诬称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违背军令政令,擅自挺进敌后,扩大防区,强收粮税,对国民党军搞摩擦,任意发行货币,扰乱金融,各种造谣中伤,竟达一小时之久。
 
  报告一完,应请出席会议的父亲依会议规则即席提出口头质问,用事实逐点加以批驳。据当年与父亲共同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曾任《新华日报》总经理的熊瑾玎和从大革命时期起即成为父亲友人的国民党进步人士杨玉清的回忆,父亲质问的大意是:抗战初起,国民党政府号召守土爱国,人人有责。八路军挺进敌后,保护求解放的人民,和敌后人民打成一片,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撑持着许多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他们的国民天职;扩大他们的游击区,就是紧缩了敌占区。政府四年多没有补充他们一颗子弹,三年没有给他们一文钱,纵然如此,八路军还是在敌后依靠人民坚持抗战,牵制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政府不嘉奖这样的军队和人民,反谴责他们不遵守军令和政令,有什么道理呢?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对八路军几十万人抗战的抹杀,对敌后几千万人民抗战的冷淡!敌后区的粮税,在八路军进占以前,是被敌人收去了,八路军到后,当地人民解放了,组织民主政府,征粮收税,供自己游击队支用,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说人民解放了,还应让敌人征粮收税吗?关于摩擦,那是由于八路军挺进到敌后,某些国民党军队奉命跟在后面去抢地盘搞起来的。针对何应钦提到的归罪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几件搞摩擦的事,父亲一一依据事实,指出真相。
 
  父亲的质问有理有据,何应钦无以作答。国民党CC派分子破坏会议规则,不等何应钦作答,竟纷起发出反共叫嚣,致使会议无进行。父亲即向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声明决不能出席这种宣传反共、破坏团结的会议,遂愤然退席。此举除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外,还获得绝大多数参政员的同情,他们以中共有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人“至感佩慰”,当时还有人写诗称赞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精神:为国谋团结,奔驰大后方。只凭三寸舌,胜过万条枪。暴露言辞尽,从容任务偿。声明离议席,理直气轩昂!
 
  没为家人买一件“洋货”
 
  自从我记事时起,就知道父亲对我们这些子女既慈祥又严厉。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还逐渐感到他严于律己,绝不徇私,对子女,对妻子,对其他亲属,对身边工作人员,莫不如此,无一例外。如他的一些老朋友所说,在父亲的字典里似乎没有一个“私”字。正当我孩稚之年,就有一件事曾使我感到失望,又使我对父亲更加敬重。这件事,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父亲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国际会议后从美国回来,竟没有给我们带回一件“洋货”。后来知道的情况逐渐多了,才真正懂得了父亲为什么不给我们带点“洋货”回来。
 
  1944年底,因要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历史问题的讨论,父亲曾回到延安。次年春,经中共中央严正交涉,决定由父亲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人民的代表,参加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4月,父亲离开延安返回重庆,率秘书陈家康、章汉夫飞往美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在较艰难的情况下,仍给了父亲一笔相当数量的赴美经费,以便开展活动。父亲深感这次赴美所肩负的使命重大,一面要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共同出席大会,参与讨论制定《联合国宪章》并在宪章上签字,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一面要联络华侨华人和美国友好人士,向华侨华人组织发表演讲,编写、出版《中国解放区实录》,论述国内抗战形势、全面介绍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以及对全民族抗日战争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父亲还要为《新华日报》和其他有关部门购置必要的设备与急需的物资。他在美国旧金山、纽约等地的全部活动,处处事事都要花钱,因而处处事事省吃节用,最后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个人活动经费2600余美元,加上在美接受的爱国华侨赠款,全部用于购置设备和其他物资了,因而才没有为自己和家人买任何东西。
 
1945年11月下旬,父亲偕章汉夫离开纽约,于26日飞抵重庆,三天后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旋即马不停蹄地重返重庆。即便时间短暂,我和母亲还是忍不住问了声带了什么“洋货”给我们。父亲语气平静地对我们说:没有带,一点也没有带,所有剩下的钱都填补进去充公购买公物了,你们不会认为这太不近人情了吧?我们延安现在的生活还很苦,全国人民的生活更苦,党给我们的一分钱要当两分钱用,能节省的就节省,节省下来的钱能用在公事上的都要尽量用在公事上,先公后私嘛!为了这件事,他还反复对我们讲明一个道理: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革命,并不是为个人、几个人或自己的小宗派谋利,而是要为全体人民主要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利,因此一定要有一种特别精神,就是大公无私的精神,这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为人民谋利益并能获得亿万群众衷心拥戴的首要的也是必备的条件。
 
  父亲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由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即自己特有的群众观,中共之所以能成为坚持国共合作的台柱子,能成为坚持空前艰苦的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能成为由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执行者和捍卫者,具有这种独特的精神支柱,是诸多因素中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之一,也是中共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物小传】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1920年参与筹建武汉地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赴苏联。1932年回国。1933年后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
 
  1937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谈判。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作者:董良羽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