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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怀念我的父亲黄道

 父亲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与新四军的宏伟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领导闽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保存革命武装力量,成为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主张,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协商,促成闽赣红军游击队顺利改编为新四军;他在艰难的环境中,肩负起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的工作,为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做出了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闽北苏区发动了反复的“清剿”,斗争形势日趋恶化。

  1935年1月,父亲以闽北分区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做出了“主动撤出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和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的决定。2月上旬,已撤出大安的闽北分区委在长涧源收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央明确指示游击区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父亲的主张完全符合中央的指示方针。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在父亲的主张下,闽北分区委决定:精简党政群机关,实行战时领导体制;分区和县、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轻装随军分区和县独立营、区游击队行动;在可能被敌占领的地方,撤出公开干部,建立党团秘密组织;在敌占区推行在赣东北行之有效的“白皮红心”的斗争策略;红军游击队实行内外线结合,分兵进行外线作战的军事策略。在这些正确策略的指导下,闽北独立师先后取得了五里考胜利、甘溪大捷,极大鼓舞了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的斗志。在取得游击战争的初步胜利后,1935年8月,父亲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的计划,分兵攻打浦城,并向屏南一带发展,迫使敌人撤走封锁根据地的部队。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根据地的领导都感到有进一步联系和配合的需要。1936年4月,父亲和闽北游击根据地的领导人与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会晤,讨论了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游击根据地互相配合与统一指挥等问题,父亲认为成立闽浙赣省委的条件还不成熟,而是接受叶飞的建议,决定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成立闽赣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和指挥闽北闽东的游击战争。6月,闽赣临时省委和省军区成立,父亲任书记兼政治委员。闽赣省委和省军区的成立,加强了闽北和闽东两块独立的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对坚持闽赣边区的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更多的同盟者,闽赣省委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在政权问题上,由建立苏维埃政权转为利用旧政府保甲制度;在土地问题上,由没收地主土地转为实行减租减息。这些政策是父亲根据当时游击战争的实际情况考虑和实行的,有利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到1936年底,闽赣游击区已发展20多个县,纵横600多里的广大地区,闽北独立师发展到8个纵队,3000多人,闽北游击区进入鼎盛时期。

  对于父亲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贡献,中共中央东南局评价道:“在赣东北艰苦的游击战争中,黄同志能坚决的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利益,在全党努力下,在广大民众执行之下保持和发展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成为现在新四军组成的部分。”陈毅同志指出:“……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了他的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民运诸工作,都在中共闽赣省委领导下进行,黄道同志恰是省委的领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尔后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战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的贡献。”

  1937年初,父亲从旧报纸上得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他敏锐地估计到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于是一方面派人去上海、香港,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一方面派人下山购买书报,获取主力红军长征后的有关情况和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

  1937年2月,在父亲的主持下,中共闽赣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地做出了《关于开展反帝抗日斗争的决议》,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捐弃前嫌,主动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吁。3月,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成立,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民族一切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此后,父亲便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通过快邮代电的办法,多次向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同时,闽北红军游击队也同国民党江西省光泽县和福建省崇安县进行了接触、试探,经过反复沟通和认真准备,10月初,闽赣省委派黄知真、邱子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代表,进行了著名的大洲谈判,在坚持联合抗日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反对收编,接受改编,边打边谈,终于迫使闽赣两省地方当局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并在谈判中达成了改编协议。

  闽赣省委与在南昌筹建新四军的项英和陈毅取得联系后,向他们汇报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有关情况,并根据项英的指示,通知闽北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整理队伍,前往铅山县石塘镇集中整编。从1937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坚持战斗在闽赣边区大山中的各路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赴石塘集中的共700多人。闽赣省委决定给其中200位始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同志颁发一枚银质的“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这些身经百战的游击战士从父亲手中接过纪念章时,几乎个个泪流满面,父亲安慰大家说:“同志们,三年的艰苦岁月,牺牲了无数的好同志,他们不愧是人民的英雄,他们用鲜血写下了光辉的一生,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让我们继承他们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前进吧!”1938年2月,闽赣边区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红军游击队下山前,父亲警惕地提出:“要把屁股坐在山上”,毅然坚持为闽北根据地留下了一部分自卫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反动派对闽浙赣边区的反复军事“清剿”中,得以坚持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坚持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支点,保证了武夷山红旗不倒。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成立,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与此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父亲与曾山、张鼎丞为委员。1938年1月10日,父亲从闽北来到南昌,就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1月15日,中共长江局任命父亲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不久又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长。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对外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为掩护,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指导各地新四军办事机构的工作,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父亲在任期间,组建了江西青年服务团,(后发展为江西最大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办事处在父亲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形式把各界人士、外地或本省的爱国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许多抗敌救亡组织:江西宣慰工作团、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平津沪学生流亡团、南昌农民工作团等;在办事处支持和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还有,江西最早成立的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妇声社、大港口码头工人俱乐部、战时文艺社等;帮助出版和创办了《青年团结》、《妇声》等杂志,开办了生活书店和战时书报供应所,广泛宣传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战绩。
当时,南昌聚集了一大批从平、津、沪、宁、苏、浙等地流亡来的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父亲经常到他们当中去,给他们指明斗争的方向,建立党的组织关系,争取了他们当中的一批人到皖南新四军去,到闽北和赣东北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争夺有志青年,企图解散青年抗日救亡组织,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要将江西青年服务团成员送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办的战时训练团,父亲指示以办事处名义,把大批身份已经不同程度暴露的地下党员骨干和进步青年输送到新四军去,同时又转移一部分骨干到(闽北特委?) 闽浙赣特委 、赣东北特委及其他地区去工作,既保护了党员和骨干,又加强了地方党
组织和新四军的力量。

  新四军成立之初,武器装备陈旧破损,弹药缺乏,服装被毯等物资条件差。父亲领导的驻赣办事处积极筹措,通过各种渠道购买装备、器材和药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叶挺将军、宋庆龄女士和一些海外侨胞,从东南亚和香港等地筹集购买了大批医疗器材和药品支援新四军。为了运输这些物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联系上海煤业救护队专程派出车辆到韶关接送,解决了新四军药品器材严重不足的燃眉之急。

  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下了不少宣传抗日的诗歌,如“抗日战歌”、“反汉奸歌”、“满江红”等。此外,他还总结了十余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知识》一书。

  父亲领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办事处周围布满了特务,特务机构“捷报社”就设在办事处的同一个院子里,训练特务的“青年中学”,也在办事处的旁边。附近的许多小店、摊贩和黄包车夫,都混杂着伪装的特务,对新四军办事处进行监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父亲无所畏惧,坚忍顽强地进行斗争,既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又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在江西广大人民和各阶层的影响。

  1939年春,周恩来到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导新四军工作。为了反对敌人的封锁,保证周恩来的安全,父亲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少将军衔的公开身份,带着两辆汽车,布置一个警卫排,陪同周恩来到上饶、吉安和樟树等地视察。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后,按照组织决定,父亲不再兼任办事处主任,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4月20日,父亲路经铅山河口时染病,国民党特务乘机买通为他治病的医生投毒。年仅39岁的父亲弥留之际,敲着床板,大骂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阴谋妥协投降,并交代身边的亲人和战友,“要抗战到底,革命到底。”

  陈毅同志在得知父亲牺牲的噩耗后,非常悲痛,立即写下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他满怀深情地称赞父亲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将父亲列为牺牲先烈第一人,称他为“本军创造人之一”。